培安的被捕与我有关。我当时住外祖母两层楼的老屋，租户中有一家人有五个孩子，老大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我称他为哥哥。
通过我，他认识培安，常去他的书店。我们不知道他是解阵成员。1978年10月培安被捕后，我去探访他，赫然看到哥哥就在隔壁的监房。
一切要从圣尼各拉讲起。
我从1965年开始在圣尼各拉就读初中，中四的时候一个叫吴小蝶的同学和我交情很深，小蝶喜欢文艺，而且偶尔创作诗。有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有一批诗人将会在友联书局聚会，其中一位是她欣赏的英培安。于是我和她穿着校服去看这批作家。原来是吉隆坡学生周报的主编姚拓到访新加坡，会见投稿给学生周报的新加坡诗人。
他们聚会完毕在书店逗留和读者攀谈。那时的培安一头浓密的鬈发，双眼炯炯有神，身穿一套梦特娇的针织短袖上衣和米色的裤子，和小蝶谈论文学时讲一口漂亮的华语。我感觉他不但很智慧，而且很有人情味；叛逆中自有一种自律，于是便向他要地址。之后我们通讯，我向他请教有关文学的资料。每回写信给他，我总会随函附上一个当时流行的塑料小动物，有螃蟹、鱼、猫、狗等，五颜六色而且透明。之后我们通讯不断，那时圣尼各拉位于维多利亚街，他还带我去学校附近的红屋咖啡座喝茶吃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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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完初中后，我被新建的国家初级学院选中，读华文部文科班。同学们都知道培安是我的男朋友。
1971年我在新加坡大学社会科学院念书，主修社会工作。我拿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奖学金，有机会住在清幽的尤索夫女生宿舍，每天听和讲英语。培安当时在当兵，周末他会跑来找我，带我去武吉知马路旁边的A&W吃藤篮里的炸鸡。
年轻的培安喜爱用一种肥皂洗澡，靠近我的时候，我会闻到一股淡淡的暗香，至今我还能记得这种香气。他特别喜爱穿梦特娇牌子的针织短袖上衣，看起来自有一股清爽和凉快。
培安在公教念到中二，中三便转去卫理中学读完中四。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读于义安临时学院。义安聘请的师资都是台湾一流的学者，包括教新文学的李辰冬教授。
他有一个名叫温德来的马来语系的同学，在网上分享他们同上一堂课的回忆。那天李辰冬教授教新文学，谈文学之美，引用马致远的词《天净沙·秋思》。培安不赞同这首诗的美感 ，他认为那是充满黄昏的氛围，没有活力的景观，其他同学静静旁观李教授和培安一来一往的辩论，教授最终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培安的想法。
我觉得培安对这一首词的看法，颇能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不论是诗、小说或戏剧都深入“去刻画人物的内心”；因为有真诚的关注和细腻的文笔，他的作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例如他的多部小说，以华校生在国情对他们不利的时代遭受的挫折为主题。他告诉我，他比较欣赏杜甫的诗作，因为杜甫以很鲜活的形象反映民间的疾苦。他常常为我朗读杜甫的名诗《兵车行》。
李辰冬教授十分欣赏他。当时台湾政府鼓励华裔到台湾读大学，在桥南路设立一家办事处，处理华裔赴台念书的事务。李教授也强力推荐他。培安因为是独生子（他有一个妹妹），不愿意离乡背井，况且我们已在热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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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安的被捕与我有关。我父亲上世纪40年代和他嫁来南洋的姐姐一起过来。
我当时住在振瑞路一栋外祖母两层楼的老屋。租户中有一家人有五个孩子，老大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他的理科很强，我读小学时他给我补习数学，我称他为哥哥。他学识丰富，为人忠厚。
通过我，他认识培安，常去他的书店。我们不知道他是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解阵）成员。1978年10月培安被捕后，我去探访他，赫然看到哥哥就在隔壁的监房。培安在里面用手指指他，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解阵重要党员，被审问很久。内部安全局的人知道他是我们的好朋友，问他是否曾经想要招募培安，他说没有，就这样培安才被放出来。培安在里面四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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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安在2003年荣获文化奖，必须用八万元的奖金创作一部小说。《画室》已经在酝酿中。于是我们自助旅行，到小说主角到过的巴黎走马看花，参观美术馆，也去了一趟南印度的真奈。真奈是我学习的南印度古典声乐的家乡，《画室》里其中一个女主角学唱印度歌是参照我的经验。在真奈我们参观古迹，还观赏了一场音乐会。
我在2005年开始学唱南印度古典声乐，培安非常支持，还到过印度庙听我唱歌。我至今没有放弃印度歌，每年逢作曲家提亚卡拉加的诞辰，我会参加在小印度一所印度艺术学院举办的大合唱，一唱就是两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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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出版商安德利亚·贝里尼，在千禧年初成立一家出版社，出版亚洲小说的意大利版。他到新加坡来物色小说，时代精神书屋的出版人方可弘，向贝里尼推荐三位英文作者和培安的小说，他最终看中培安的《画室》，请在意大利都灵大学教授当代中国文学的芭芭拉·李奥娜斯译成意大利语。
意大利版《画室》2014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曼托瓦古城举办的国际作家节中发布。
在曼托瓦那四天十多家媒体访问他，访谈的资料存档没法翻译成意大利语。发布会那天，早晨的阳光十分灿烂，意大利人在宏伟的教堂外面排队请他签名，这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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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1岁和培安合译阿瑟米勒的名剧本《售货员之死》。之后的40多年不断做翻译。我为他英译的作品有：中篇《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一套五本中英对照的54篇诗作，小说《画室》和短篇小说集《不存在的情人》。
我68岁，1974年自新加坡大学毕业后从事医务社会工作10年，后转去《海峡时报》双语版当高级记者10年。我们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外孙。
培安14年前罹患前列腺癌，四年后患大肠癌，去年发现胰脏癌。不幸手术失败，于1月10日过世，遗体海葬。享年74岁，留下28本作品，包含小说、诗、戏剧、杂文及文学评论。他曾开过书店也办过几份文学杂志。
培安是我的丈夫，但他更是我的师长。他传授我文化和艺术，让我有一个充实的人生，我在此感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