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长老会创办星洲书报社和星洲幼儿园

郑聘廷牧师(右)对新加坡早期教育有贡献。图为郑牧师与夫人黄碧玉合一(禧年堂提供)
郑聘廷牧师(右)对新加坡早期教育有贡献。图为郑牧师与夫人黄碧玉合一(禧年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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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悠久的星洲幼儿园,今年庆祝创校100周年。幼儿园由中华教会长老会属下禧年堂创办。

新加坡长老会也于1902年创办星洲书报社。长老会关注文化教育,引人注目。

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幼儿园——星洲幼儿园,今年庆祝创校100周年纪念。这家幼儿园由中华教会长老会属下的禧年堂创办,礼拜堂兴学办校百年,引人注目。

禧年堂早在19世纪末建堂以来,关注本土的文化教育,希望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间接地对新加坡做出贡献。

这些教会人士,包括来自中国的郑聘廷牧师、陈令典牧师、郑柏年传道,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会来的阁约翰牧师(John Cook)和冉安志牧师(Lamont)等人。

当中以郑聘廷牧师最突出,他除了协助创校外,还首创成立书报社,即现代图书馆,这个概念后来广推到东南亚各地,甚至成为中国海外的革命大本营,结集海外华侨势力,协助孙中山推翻清朝,影响至深。

接管东方学校

星幼在1921年创立,不过,推前30年,也就是19世纪末,禧年堂已经设有学校,教导民众学习英文与华文,学生一度多达400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根据史料,同一个时期新加坡最早的书院之一——萃英书院,学生仅70人。

在1890年,本地就有人设“东方”(Eastern)学校,但是连续三年都经营不当,导致业主亏损,有意脱手。当时,在禧年堂布道的冉安志牧师与郑柏年传道,原在教会开班,教导人们学习语文。

冉牧师是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会继阁约翰牧师之后,第二位从英国派来的牧师,他曾在厦门学习,通晓闽南方言;郑柏年传道则从中国聘请过来,协助冉牧师。

两人目见这种情形,不舍学校因财政危机关闭,出资400元接管学校。他们当时把学校安顿在安祥山一带的翠兰亭(现在的客纳街)的礼拜堂内,这里是一排三栋衔接的娘惹式住屋。

这类娘惹式住屋,目前在客纳街还完整保留一栋,它是中华为基利俱乐部(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成立于19世纪末,是当时峇峇富商巨贾名流平时应酬交际的场所。可惜禧年堂的文件没有记录当年的门牌号码,以致今天无法确定学校的所在。

学校迁往鼓浪屿

禧年堂在接管东方学校后,为充分利用资源,夜晚还加插黄昏班,让民众可以在夜晚工余学习,结果学生日益增多,在高峰时多达400人。

没料到,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部这时却改变政策,有意把校园设在中国,目标城市是厦门或汕头。没多久,宣教会确定把学校迁往厦门。1899年,东方学校正式从新加坡撤出,落户厦门鼓浪屿,并易名为英华书院,结束与新加坡的关系。

英华书院经营三年后,一样宣告关闭。也许因为东方学校存在只是一纵即逝,以致始终没有记载在正统的史册上,只有长老会文件中约略提及。

开创星洲书报社

1897年,新加坡长老会改聘郑聘廷牧师前来新加坡主持教会,他初来时住进翠兰亭的礼拜堂内,天天目睹东方学校的学生进出,了解民众具有高度的求知欲望。他也发现,本地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因此想方设法,要为民众提供学习与进修的机会。

1902年,他在克罗士街38号物色到地点,开创一家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它类似今天的图书馆,提供大量的书报杂志给民众阅读,从中学习新知、了解时事,打开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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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丹戎巴葛路的这所教堂,里面的书报社曾吸引革命名人包括孙中山等人在这里演讲,教堂现已拆除。(禧年堂提供)

1905年初,长老会在丹戎巴葛路扩建的礼拜堂落成,礼拜堂楼高两层,楼下是崇拜大殿,楼上是按照教会传统保留为牧师的起居处。不过,郑牧师把大部分的场地腾出作为书报社新址,以便有更大的空间来收置书报刊物,容纳更多人前来学习,或者作其他文化交流学习活动 ,例如开办讲座等等。

孙中山参观星洲书报社

郑牧师果然高瞻远瞩,他结识的一班好友——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就借这个场地聚会办讲座,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听讲,了解时事进展,特别是当时正值祖国政治风云变幻,人民陆续起义,策谋推翻独裁清朝,因此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听讲。

郑牧师夫人黄碧玉在1955年禧年堂庆祝建堂50周年出版的纪念刊中,就有一篇《50年来话沧桑》的文章,回忆当时讲座的情景:

每礼拜一,同盟会在书报社开会,请社会名流演讲,赴会的人有两三百,挤得楼梯口都是。我与孩子们倒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

郑牧师育有七男二女,他在1944年辞世,享年72岁。郑师母则在1957年安息,高寿90岁。

1905年秋,这个书报社更迎来一名特别贵客——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当时,他在新加坡同盟会领袖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陪同下到访。孙中山参观后,对这样书报社的概念十分赏识,并叮嘱新加坡的领导善用这样的组织,培养革命领袖,同时也协助传播革命思想。

礼拜堂长老杨惠平在同一本书中的《本会史略》一文中,也记载书报社受欢迎的情景:

此后,国内的革命领袖如胡展堂、张继、居正、田桐等,南来鼓吹革命,必莅会演讲,冠盖往来,一时称盛……

新加坡同盟会的主干人物张永福在他的《南洋与创造民国》一书中,同样有精彩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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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前排中)1927年底来新加坡,获郑聘廷牧师(后排中)与其他侨领及官员接待。前排左为林义顺,右为陈嘉庚。后排左为丘继显,右为中华民国驻新总领事李骏。(怡和轩提供)

斯时,演说诸人,最令人感动者,尤莫如精卫(按:即汪精卫),凡逢他演讲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挤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足见听者注意及其兴奋……”

书报社的概念很快也传开,除了新加坡的同德、公益和开明等书报社外,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各大城市,都纷纷仿效成立,数目一共有150家之多。它最终演变成中国海外的革命势力,对后来孙中山成功推翻清朝政府,起着极大的功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对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以表扬郑牧师的贡献。

孙中山多次入境停留新加坡时,观察到新加坡女子普遍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倡议建设女校。之后,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郑牧师与另一名同工陈令典牧师等人积极参与创校工作,最终创立本地第一所女校——中华女校,时为1911年9月15日。学校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也传来好消息,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清朝最终覆灭。

创立星洲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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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藩游说教会开办幼儿园,改变新加坡的教育体系。(禧年堂提供)

1920年,从中国湖北南来新加坡当教师的徐东藩,发现这里并不重视幼儿园教育,于是极力游说教会创立幼儿园,结果获得教会认同,随后禧年堂再次投入兴校的忙碌工作中。

创校期间,徐东藩负责起草宣言,连同郑牧师、陈令典牧师等人,四处寻找赞助人筹募款项,隔年1921年星幼成立。环顾当时,新加坡还未有任何幼儿园,星幼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新加坡的第一所幼儿园。

禧年堂成立幼儿园的最大意义,是后来也带动其他学府纷纷设立幼儿园,包括崇福女校幼儿园(1932)、南洋幼儿园(1934)与建国幼儿园(1938年),使得新加坡打开幼儿教育的风气,拥有完整的教育体系。

幼儿园深受家长欢迎,星幼原有一个平房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使得礼拜堂决定扩建校舍。后来经费与场地不足,多得阁约翰牧师呈函给殖民地政府,最终不但获得政府拨地,还承担一半的建造费让礼拜堂顺利建成,新校舍在1925年落成,就位于礼拜堂邻近的道拉实街(Tras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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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星洲幼儿园毕业生照片。(禧年堂提供)

由于新校舍场地宽敞,促使禧年堂又增设小学部,让在幼儿园修读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上小学。

根据1949年的统计,星幼总校的学生数目多达1600多人,连同设在欧南路新盖的礼拜堂分校则有2000多人,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学校。不过,小学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因收生人数日渐式微关闭,但是幼儿园仍然保留。

星洲幼儿园目前仍附属在禧年堂内,禧年堂则坐落在欧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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