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文学史上，“想象新加坡”或以“新加坡作为创作的方法”，不能忽略许云樵在《西夷室诗文集》中的“地方”书写特色，尤其是他的系列“石叻话旧”“风土图像”，以及日军占据新加坡面临的种种“血色记忆”。
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建构中，自然无法回避古典诗的存在，尤其具有在地认同的创作，或以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存在情境、经验作为书写的叙事，征显诗言现场体验和情感结构，贴着新加坡社会、历史、政治和地理民俗等情境脉络。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想象位置，及隐含的“在地知识”展现，是与其所处的土地相互连结为一种生命的精神，这类以“新加坡”的现实经验，书写出属于自己与新加坡的意识图像的古典诗，可以与新文学共构为文学史的重要素材。
在文学史上，“想象新加坡”或以“新加坡作为创作的方法”，自然不能忽略许云樵在《西夷室诗文集》中的“地方”书写特色，尤其是他创作的系列“石叻话旧”“风土图像”，以及身处日军攻袭、占据新加坡三年八个月那种流离、惶恐、艰难和惨然的处境，以及面临的种种“血色记忆”。这些古典诗，不只是他个人以诗注史，或以诗证史的存在展现，同时也沉潜地累积为新加坡文学作品中，相当重要的资产之一。
许云樵（1905-1981）自26岁从中国江苏流离到南洋50年，除了早期几年寄居泰国北大年之外，大半生都留在新加坡。作为南洋史学研究者，他对东南亚古历史研究方面，可谓为一时翘楚，素有“南洋史第一人”之称。他的治学方法，极重时代背景的地方考证，特别是通过地方知识与个人经验，作史料的鉴注，或亲身深入实地探触与考察，以挖掘出地方共同记忆里的历史经验来。
作为史学者，许云樵对地方的了解，比任何南来文人更加深刻与具有正确的认知，这从他撰写的史书，或对新加坡地名、习俗、语言、生活、掌故信仰等，都能了如指掌中窥见一斑。这分情感自然也衍生其对本土认同的意识，切入到创作的理念上，自也形成他对本土书写的挖掘与在地闻见的兴发，这无疑是许云樵在古典文学绘制上，尤其是古典诗创作中的重要题材。
1. 石叻话旧的地志书写
许云樵主要的古典诗作品均收录于1979年出版的《希夷室诗文集》（由东南亚研究所印存，只出版50册）。书共分六卷，然而大部分诗作集中于“炎徼集”“雪泥集”“浮生集”三卷中。其有关书写地方的诗作，也总是与其着史之心遥乎相应，且又因喜于地方考据，以致这些诗作常以诗／注并存的方式呈现，由此而形成诗／史的对照效果。如他所写的12首有关新加坡地志诗《石叻话旧》，可以窥见他以史入诗的写作方法，及从诗注中读出他对新加坡各街市的地理／历史变故之熟悉和掌握。同时这些诗，也展示出其感觉空间里的历史认知与记忆认同，以及诗学里的一种感性式呈现。如《牛车水》一诗：
安祥山下牛车水，
近接番寮有戏台。
街后街前摊档满，
黄昏无复警头来。
这首竹枝词，只有通过诗后的注释，才能了解牛车水的地理位置与背后历史空间的符指所向。易言之，诗中运用的本土地景典故，只有对照注文的说明，才能进入诗作背后地方记述的历史情境，进而才能了解诗里绘制的地方情景。一如诗中开头即点出了“牛车水”的地理位置，是在安祥山之下，诗注里则考据安祥山的名称由来，即为了纪念早期闽侨大地主谢安祥而被命名，同时亦以此暗示闽人在“牛车水”的影响力；进而又对“牛车水”的地方命名与地理位置详加解说：由于未有自来水前，土人常自安祥山下井中汲出清水，并以牛车载送到各家店户应用，因此凡是送水所达的地区，都称为“牛车水”，范围在大坡大马路与二马路之间，北起海山街，南止于水车街。所以由此窥之，若无诗注，诗句所呈现的，必然是一个比较“密码式”和隐晦的书写。同样的，有了诗中“番寮”和“警头”名词的注解，才会让人了解前者是集中在Bandar Street的日本妓院，而后者则是粤音的“警长”之意。
故以注言解诗作之史，是许云樵以在地之史入诗的一种诗学方法，这与他沉浸于史学研究有深刻关系，因此在其古典诗的创作脉络中，似乎可以窥见他常常试图以史展示“地方”的意义绘制手法，使他在诗中编排出的“地方／历史”在地知识与符码，产生一分“在场”的存在意义。这样的诗作书写体式，无疑也成了许云樵在“地志诗”创作上的一大特色。如他在《石叻话旧》第12首所描绘的“石叻门”（即今日之岌巴港，Keppel Habour）即是另一佳例：
船抵叻门且凭舷，
嘉宾嬉笑投银钱。
弄潮戏水争相逐，
一指疾点入握先。
诗中呈现船舶进入石叻门港口的画面，船上的搭客将手中的银钱丢入海中，让划着舢舨在海上讨生活和潜水的海人（orang laut，海上游牧民族）争相为银钱而在浪中浮沉与追逐，并以此观赏为乐。石叻门本为古龙牙门，江河入海处山崖岛屿形成的两面门户极窄，后来当局几次将水道两旁的山门炸阔，以让大船通港。是以许云樵不但以诗细致刻画出“海人”在石叻门海上为了赚取微薄金钱，悲凉地成了外客观赏的娱乐景观，同时也在诗注中呈现海人与石叻门的地理与历史勘稽。
换句话，诗人以历史的目光探照其所见所写的地景，由此通过诗作建构其所认知的地方记忆和历史感觉。所以许云樵的“石叻话旧”，可以说是他为（石叻／新加坡）各地方陈述一种地方经验和历史追溯，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感的感觉召唤或创造，以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形成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之认同意识。这些满布地方历史典故，如公馆街（Club Street）、甘榜素素（Kampung Susu）、大脚拘（闽语的大监狱）、王家死景（博物院）等，都紧密形成新加坡各地方的意义界域，以及那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从某一方面而言，这些诗中的地方符码，也指涉诗作背后认知新加坡的一种方式，虽然时至今日，这些地方与景物有些已更名，或有些已被拆除重建，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老地方与老事物，它已然被想象地保留在诗作之中，演绎着新加坡历史的老故事，由此在诗作里形成某种历史指涉的意义。是以，这12首“话旧”的竹枝词，无疑展现许云樵“据地记录”和“召唤历史”的功力，在诗／注的互相对照下，为地志诗进行另一种意义的创造。
2. 新加坡风土图像
除了《石叻话旧》外，许云樵长居新加坡，对赤道气候和生活作息，以及在地居民的习性与风俗民情都有着细微的观察，从诗学的感官意识而言，身之所行，目中所视，心中所感，意之所发，成而为诗，都是当下的一种存在发声，因此对于“在地”的气候和饮食，风土人情与生活反映等，亦是许云樵诗中最重要的书写题材。如他所写的《炎荒杂咏四首》，正是他在这方面重要的想象与描绘：
四时四夏绝隆多，
十日甘霖五日风。
冻馁无虑人懒散，
缠缦拖屐到龙钟。
赤日炎炎火伞张，
醍醐灌顶一身凉。
令人最是疑奇处，
扇帽常捐嗜辣姜。
田田荷叶大于袍，
等落榴梿生摘蕉。
肉食奇葩偏馥郁，
参天亘竹自孤高。
甘榜深处有阿峇，
指点欧西称祖家；
口嚼槟榔涎似血，
聱牙诘屈故矜夸。
无可否认的，在地经验提供许云樵书写如此的地方情态与“在地性”的题材，这与历来中国诗人书写南洋诗作的南方想象有所不同。当一些南来诗人还在通过中国经验与视角，追思着他们的唐宋幽思和中原情怀，或将南洋的情景置换成中国的乡愁想象书写时，许云樵却以其所具有的地理历史感知和熟悉各地方掌故，做了新加坡古典诗的另一种“在地感性”的建构，即以当下的地方情境与感觉结合，以去呈现出更具“新华”色彩与特色的诗歌内涵来。
如《炎荒杂咏四首》的第一首，不但写出所处地方四季如夏的炎热气候，常见风雨飘至，同时也写出在这样的气候下形成居民习于穿着纱笼，拖着木屐，过着生活懒散的情态。第二首则是写出热带生活须常冲凉以降暑气，及在热天下不撑伞与嗜辣的本土习性；第三首涉及南洋各地植物果树奇观，如荷叶大极若盘，可载小孩或榴梿不可采，只能挨其自然熟落，香蕉生砍以待熟食，食人奇花香气诱人，以及竹子巨至可以做桶等，深刻地呈现在地景观的奇物异象。
第四首无疑相当形象化地刻划出土生华人（baba，峇峇）因世代长居于新马，深受西方教育和马来生活影响，以至于忘了本来华人的文化属性。对于这些深居于乡村内而不识华文，却只能以马来语或英语交谈的的“阿峇”，许云樵讽喻其为“忘祖”，生如英殖民奴隶，只认伦敦为祖家，又如马来人那样喜欢嚼槟榔，在华人面前，说着诘屈聱牙的英语，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除此，诗中也引用本土语言的“甘榜”和“阿峇”，在相当程度上，将诗中的“新华”意识凸显出来，以与中国古典诗做一区隔。
这一类就地取材，以及反映“在地”民俗、生活情态与文化现象的诗作，可以说是许云樵“以诗志史”的另一种独特表现。因此这些“地方性”的特质，连接着特殊的地方际遇和记忆，在许云樵的诗里，叠映出只有新马才会出现的现象，它也承载诗语中“地方”意象与丰富的知识体系。
许云樵以“在地经验”入诗，运用本土空间的风物与人事记述，使得诗中的语言和意象跳脱出唐宋诗词习用的套语，也自觉地避开中国图像里的美典符号，贴地而行，表现出一分“地方感性”的意旨，以去标示“在地”事物和环境语言的特色，进而翻转古典诗背后的传统词汇系统，建构新华古典诗的“在地视域”和主体精神。
此外，许云樵一些具有风土咏物的诗作，尤其是对地方名果的礼赞，背后自是隐藏着主体意识和存在感知的体验。这些水果，不论从视觉、味觉和嗅觉等，都构成在地文化空间的各种意指——南洋情怀的想象，以及认同的意识。这些所咏的热带水果，自然是生长于热带，并成为一种本土身份的象征。
从这方面来看，许云樵所写的《南洋名果十首》，无疑更具有地方意识与归属的认同，毕竟40年的定居，异乡也早已成故乡。因此在他所选择吟咏的十种名果：榴梿、芒果、槟榔、山竹、红毛丹、香蕉、黄梨、波罗蜜、椰子与番木瓜等，都存有着各自的热带特性和地方象征意义，以及南洋经验的情感表述。如名果之首的《榴梿》一诗：
披甲狼牙刺怒张，
如兰似麝满街香。
炒糖栗子酥难拟，
剥壳鸡头糯异常。
新客乍逢三日呕，
老饕不厌百回尝。
朵颐大快流连季，
典尽纱笼不望乡。
诗中描述的，从榴梿外状尖刺怒张，到内部果肉的香馥极浓，浓而传臭，惟果肉酥如奶油，实是炒糖栗子的酥软也无法比较，甚至与其故乡苏州剥壳鸡头完全不同。然而，南来新客初来乍到，闻及味道都会掩鼻而逃，可是居久之后，却为嗜吃榴梿而流连忘返，成为忘记故乡的南洋伯。其中更引出马来人在榴梿季所盛行的俗语：榴梿出，纱笼脱，以彰显果王的魅力。因此“典尽纱笼不望乡”，呈现出了一种在地生活感知的风土情趣，以及南洋色彩所独有的感觉结构。在其他的名果诗里，如写《波罗蜜》和《椰子》二首，也有此指涉：
庞然硕果树腰垂，
肤结疮痂肌夺胎。
蜜袭波罗名扑朔，
脆逾魁栗沁心脾。
盘珍错落忝修贡，
弃核盈筐亦疗肌。
猴枣羊桃多怪相，
献筵何必论妍媸。
参天直干屋边栽，
喜雨迎风蕉惯陪。
轻割花黄酿旨酒，
任抽叶骨作编材。
灵猴采榨油余粕，
巧匠雕镂壳为坯。
借问村翁年几许，
手指老树比三回。
在这些咏果诗里，诗人召唤的是其背后的“地方”经验结构，因此不论波罗蜜或波罗（黄梨），猴枣或羊桃（杨桃），外状的奇形怪相，都不重要，只要美味，即为佳品。这是否隐喻南洋的美丑明暗，都具有其独特的精神面貌？
同样的，对椰子的描绘，椰花可酿酒，椰叶之骨可编材，椰肉可榨油，椰壳可雕坯等，以及猴子采椰，椰树喻年岁的风土情趣，呈显南洋名果之咏背后具有的种地方认同感。这无疑也是许云樵在诗作中，所展示出的另一类“地方”书写特色。
3. 血色记忆里的地方记录
此外，除了“炎徼集”诗中的地志与风土书写，许云樵在“浮生集”里有几首诗记录个人处于日本在1941年12月开始攻袭、侵入和占据新加坡三年八个月期间，流离、惶恐、艰难和惨然的心理处境。那段处在生存困境的日子中，许云樵用诗记录当下的存在状态和新加坡血色历史的一个片面，同时也书写出一个时代的创伤经验和叙事。
他这一类日据时期的地方伤痕诗作，因有谢松山（1891-1965）《血海》诗史式记录日军在新加坡的各种暴虐、残杀和惨痛状况，以及李西浪（1898-1972）《劫灰集》在日据期间的个人浩劫感怀诗集，被掩盖和遮蔽掉，以致许多人都忽略许云樵所记述的（星洲劫难中）这些诗作。
根据许云樵的自述，在新加坡沦陷时，他是由于不舍得抛弃一大批藏书和苦心经营的南洋学报，未选择逃亡他乡而留在新加坡的。在这段日军侵略、占据和殖民时间，新加坡面对的掠夺和暴行，以及华人居民所遭受到的虐杀几近于罄竹难书。
当时住在俊源街公寓的许云樵，也曾受过几次检证，东逃西躲地避过杀身之祸，所以在这段时期的苦难和惊恐遭遇，绝大部分都反映在他的古典诗作里，且以“即事”的方式，呈现“在场”与当下的感受／存在处境。
这战争的惶恐与暗影处处的逼迫，在诗里是充满着无限惊悸的：
弹落万钧火满天，
呼妻惊起立窗前。
怀中儿亦知恐惧，
满眼惺忪不敢眠。
这是1941年12月8日子夜，日本战机突袭新加坡，四处投弹和机枪乱射之下的慌乱情景。在此，许云樵从自叙中去想象全城慌动，惊恐万分的空袭处境。那些子弹飞舞的扫射，更全化成诗注里记录的恐惧与死亡之下惶惶的威胁。这些即事诗，与谢松山在战后通过追忆的方式去记述战时血海浩劫的新加坡完全不同，它是临现的心情写照，当下处境的发声，所以具有亲身体验的深刻感受和存在反应／映。如他在新加坡沦陷投降当日，默然抱着收音机聆听新闻报道英军主帅持白旗投降的消息，而凄楚地写下的《壬午元旦星洲陷落即事》二绝：
炮雷弹雨霎时停，
寂寂凄然广播听。
十万英军齐解甲，
昭南取代旧洲星。
如丧考妣默无言，
待宰羔羊各闭门。
独有邻居印巫族，
无知商女昧亡存。
诗里投射的，不只是个人的哀悲与伤痛，也是对新加坡陷落时的现场记录，即原本新加坡人以为最信任的英军，足够强大地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至于被伤害，结果最后所得到的消息却是“十万英军齐解甲”，以及“星洲”的地名也被“昭南”的名称所取代，所有希望在此刻都化为灰烬，成了绝望。因此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华人如丧考妣，只等坐以待毙，或等着被日军宰杀，唯友族马来人与印度人却昧于沦陷的恐惧，依旧安怡过活。然而在此必须指出，许云樵诗里所谓的“无知商女昧亡存”，是有所指涉和讽刺的，因一直以来，印巫二族均不与日军为敌，所以在日军侵入时，并不怕日军的对付。而此刻的郁达夫，正在逃往苏门答腊岛的旅途上，写着他的“乱离杂诗”，感叹着名城战场，危若卵溃，草木未安，惶恐路难的茫然与哀然境况，却未知新加坡已是处于残暴的摧毁与屠杀之中。在这方面，许云樵有诗《壬午检听即事》记录曰：
忍曝骄阳耐渴饥，
蹲踞不寐夜深时。
若教鞭挞上车去，
空令家人候久期。
检证、拷打、虐杀与死亡，是新马沦陷后悲剧故事的最主要内容，且日日上演。许云樵更曾历经过日本宪兵队审查检听的经验，是属于“在场的见证者”，这一如Claude Mouchard所称谓的，只有在场的经验者，才是具有“见证文学”资格的创作者。如许云樵曾在《乙酉株连即事》一诗提及，一些人因偷听盟军广播遭捕，他亦受人举报株连，以致“应犬登门召楚囚”被捕入特高科，面对“终日疲劳盘再四”的逼供和盘问，最后幸有相识通译相救，始获释放。是以许云樵对日军暴虐的记述，自有其见证的“真实性”。故“忍曝骄阳”“蹲踞不寐”的对待，甚至在检证时，被人枉指为抗日分子，都难免会遭遇随时被送往郊外屠杀的惨剧。所以当时的屠暴，几成血海，亡者数万人。因此昭南魇来，乱世深艰，趋吉避祸，慎乎微存，几乎是人人寻求自我安身的方法。许云樵在这些诗中呈现的，是其身当乱世，所经历和所体验到的一种经验展示，同时也凸显出了新加坡当时所处于日据战乱时期的悲歌与惨状。
易言之，这些诗作在记述个人的遭遇同时，也通过个人的经验，记录地方的种种现象。尤其在新加坡沦陷后，屠城和无尽的杀戮，成了此一地方的集体创伤经验，刻录着历史深沉的痛感，这自不是诗的感官抒情所能消解一二。惟许云樵在这些诗中，却以个人的遭遇和战乱中的困厄，投影为一种时代的见证，或地方的苦难叙事；所以这一类的诗作，看似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述说一个地方，一个群体性的历史事件”。这类诗歌，是一种记忆的书写，也是一种既是记述当下也是记述未来的叙事，以避免成为历史的遗忘。
新华古典诗的声音
许云樵在古典诗创作经验视角，是以俯视自己居住的土地为出发，从中写出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完全不一样的古典诗内涵来。
易言之，许云樵这些书写“地方”的古典诗作，可以说是完全体现他在新加坡的在地经验和感觉结构，那是属于新华古典诗的声音，并以此创作建构一个“地方意识”的诗学来。所以历史想象与地方感性的结合，无疑塑成许云樵诗作里的身份属性，他那些诗作里所调动的地方符号与编码，必然也是新华古典诗里重要的建构元素——一种独特的天南正声。这样的一种声音，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建构上，可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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