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喜怒哀乐是一样的 文树森给影视人的一堂课

文树森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创设电影工作室,让学生有一个可以24小时交流与发挥创意的角落。(蔡深江摄)
文树森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创设电影工作室,让学生有一个可以24小时交流与发挥创意的角落。(蔡深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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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树森是一个近乎传奇性的人物,结交的朋友如同电影中的人物那般复杂而精彩,他的际遇与机缘,也进而塑造出他个性中的宽广包容。从香港早年的纷杂社会,到他在新加坡30多年的影艺人生,再回到香港跟大学生一起学习,文树森有说不完的故事。

Q1

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授课,你的学生有本土香港人,也有大陆到香港的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年轻人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有什么异同?

Answer

香港学生和大陆学生同样聪明,其实他们有同样的资质和天分,唯一的不同是:态度。我有一堂硕士班的课,上午8点半开课,冬天早起对学生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上课时间一到,我抬头一看,全班67个学生全部到齐;这些学生全来自大陆。从此,我不再点名。

另有一堂大学本科的课,95%是香港学生,9点半开课,通常只有一两个学生准时坐在讲堂里。

这就是差别,在于谁比较饥渴,对学问、对学习、对未来,还有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态度。大陆学生比谁都饥渴,渴求能在一年700多万个毕业生中崭露头角。当然,他们心底很清楚,拼出头了会有很丰厚的回报。大家拼生存,追求的是最高的利益,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赚最多的钱。

大陆学生普遍上有一团求变求好的烈火,源自于对社会对现实的不满,对资源分配对贫富不均的不信任,但那种熊熊烈火也同时是动力,是改造的出发点。年轻人想要改变现状,也就找到了创意和努力的着力点。

今天的香港过于受政治环境牵动,早年的香港年轻人很有拼搏的梦想,只要肯努力,人人都想当下一个李嘉诚。今天的香港年轻人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于是他们变得仇富,变得偏激,很可惜地,也失去了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Q2

那新加坡的年轻人呢?新加坡在世界各项排名和评比上,通常名列前茅,本地学生是不是还保有竞争力?

Answer

新加坡的年轻人同样是绝顶聪明的,只不过跟其他地区的年轻人相比,动力显然不足,求知求胜的力度不够。新加坡年轻人的要求基本上被照顾到了,无论是他们的生活还是未来的发展道路,一切安排妥帖,自然就失去拼斗的本能;那是这个国家成功的代价之一。

所以我会对新加坡年轻人说,双语不再是你的优势,未来在世界竞赛的格局中,如果不增值,你只能是陪跑的角色,但那终究还是一个角色,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角色,怎么把握这个角色,怎么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Q3

韩国人呢?近年来韩流风行,你觉得有特殊原因吗?

Answer

韩国人面临的是真实的生存考验,这跟他们身处在同朝鲜的对抗状态直接相关。韩国大学生有强烈的危机感,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南北对峙,形成了根植在他们心中的不安定。他们也面对日本的激烈竞争,眼前是生存或是无法生存的挑战,没有灰色地带,必须要突围,所以韩流会成功,展现的正是突破困境的决心。如同韩国的汽车工业、手机、娱乐、美妆等事业的成功,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没有其他选择。

因此韩国人发奋图强,费尽心思向美国学习,要把美国流行文化的要素精华学到手,一体成型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在支持,换谁掌权当政,都没有背离这条道路,全民政商一起力挺,也给了年轻人明确的发展方向。

韩国人跟美国学习什么呢?在演艺方面,他们研究并学好一件事:“怎么说故事”。要注意,韩国人并没有打算攻略美国市场,他们并没有一窝蜂去学英语,而是抓住了精髓:讲故事的方法,并且,讲的是韩国人很本土、很贴近自己的故事。

Q4

“讲故事”这件事看似容易,要讲得好其实挑战难度很高。韩国人讲故事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韩剧能打动亚洲观众?

Answer

你是一个人,就有故事。人的喜怒哀乐是一样的,是共通的!无论你生活在世界哪一个角落,牵动你的喜怒哀乐的元素是一样的,打动人心的方式不同,但人性共通,只要抓对了那个点,就对了。情感是全球共通的语言,感情只要够浓厚,就装进去了,就是好的剧本,好的题材,好的一出戏。

我在学校里教的,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故事的方式。难度在于,怎么把它变成心中的一把尺,变成你的本能,然后如同宗教那样坚信,再实践成为圭臬。

Q5

人们常说,新加坡市场小,限制多,成本高,新加坡的电视电影业,到底面临什么挑战?

Answer

电视和电影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要在种族、宗教、族群之间寻找共识,创作空间的确受到很大局限,可以用来借题发挥的共同空间相对小了。要突破这个限制,比任何单语环境困难。但这不表示不可能,例如伊朗,其实是一个在创作空间上有着诸多限制的地方,但伊朗电影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儿童。伊朗电影挖掘儿童世界,题材上把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融入了真实的情感,于是在全球电影大放异彩。

新加坡的多元社会,可以撞击出多姿多彩的风格,只不过我们生活其中,自己反而麻木了。康城影展就特别喜欢新加坡的多元背景和特色,但我们要很清楚,以新加坡的条件,不可能开创“新流”,我们没有条件走中庸路线,无法做大市场要的东西,不可能往主流电影走;艺术电影或许可以为新加坡另辟蹊径。又如在电影事业中,我们常说新加坡限制太多,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主导者,但在版权、法律框架上,在融资方面,我们其实有可以发挥的优势,可以在这个大布局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可惜的是,新加坡人太习惯争取第一了,在电影世界里,靠的是个人魅力,而我们不可能天天都有天才。

Q6

你有想过退休吗?

Answer

我现在已达退休年龄,但我现在也还没有退休,而且永不言休。我的朋友们在退休后想做的事就是:旅行、看戏、啖一口茶,偶尔悠闲半天,有时冲劲十足,简单说,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就什么都别做。而我,职事之故,几十年来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拥有这些选择;我怎么还需要退休?

我每天都想着拍戏和电视内容,我在读报、看电视、吃饭聊天时,都在想一部戏可以怎么拍。那是一种多年来积累而成的生活常态,人家要等到退休才能做的事,我一辈子都在做,你说我怕退休吗?我期待退休吗?我需要退休吗?

Q7

你现在教书,最享受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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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树森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设立了涂鸦墙,让学生们倾泻情绪,也发挥创意。 (蔡深江摄) 

Answer

上课时,跟年轻人接触,最真实,也最惬意。我们永远要记得向年轻人讨教学习,触摸他们青涩无畏的勇气,同时也跟他们分享经验的结晶;那是很美好的搭配,用心传承,也教学相长。特别是电影行业,年轻人会是主力,所以要靠近他们,也只有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可以充分地完整地跟年轻人紧密契合,一起成长。

Q8

在你跟年轻人的接触中,有哪些深刻的体验?

Answer

在动荡的岁月里,特别能感受到年轻人的真诚与力量。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事件,重要的转折,是年轻人牵头带动的,我们要去感受他们在那个年龄那种状态底下的使命感与爆发力;那是成年人找不回的动力。例如香港占中期间,我到现场观察,便是很难得的经验,更是一种对理念的触动。对学生来说,所有复杂的情绪与单纯的信念都交织在里头了,分裂的社会,破坏中求建设的想法,纷乱的信息,还有压力、恐惧、未知……这些都是很真实很可贵的成长印记。

Q9

你这一生见过不少大场面,早年在香港参加见识过与各大帮派黑帮大佬过生日的风光排场,据说就跟电影里描述的一样夸张;你也体验过警匪合作,维稳社会的畸形现象,你见证并参与了电视台的兴衰起落,此生还有没有遗憾?

Answer

早年香港娱乐圈的江湖气氛很重,论辈分、讲义气,我算是看遍了世事与人性,经过这些洗礼,往后再看任何事情,总觉得只是小事一桩。
人生所遭受的际遇,往往比剧本更令人难以置信。我的成长背景让我养成一种处变不惊的个性,我不相信“命”,不屈服于“命”。

“命”是一条线,决心是另一条线,我总是这么认为:先决心拼命,尽了人事,才来交给“命”。有时,努力了还是无法对抗“命”,到那时只好认了。后来我意识到,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原因,人生就不再那么执着,也没有遗憾了。

Q10

在你的生命中,谁带给你深远的影响?

Answer

我24岁就在香港TVB(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也称无线电视)当主管,那时霸气太重。太早少年得志,自视高,脾气不好。

我的创意启蒙老师是詹宏志,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人。但他的一句话让我受用终生:这个世界没有新东西,重组就有新的感觉;这就是创意。

这个道理在电视电影圈里特别有意思,所以我的抽屉里永远都有点子。抽象创意不容易,要像毕卡索那样的大师才会有;我们要的是:重组新意。当年我是节目撰稿员,也要兼做场地安排,搭配剧情推荐拍摄地点,到后来,我反而是从资料和场景中,构思出可以拍摄的新节目。这就是从重组中找出新意,我每天都在吸收,然后研究、分类,适当的时候,新的点子就会跑出来了。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随身听、米饭汉堡,道理一懂,各行各业都通。

生命思维的影响是圣经中记载的每一个故事。

Q11

自十年前苹果推出智能手机以来,荧幕又重新主导视觉重心,紧抓全球老老少少的眼球。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Answer

全球电视经历了约15年的低潮期,现在我们又开始看到一个新的起点,通过社交媒体,视觉和映像再度成为沟通的主角;通过手机,视频成了吸引眼球的焦点。此外,无论是美国的Netflix,还是中国大陆的爱奇艺等平台,给人们带回了看电视的习惯,却是一个新的游戏模式。

在这个新的消费时代,观众是神,观众做主。Netflix制作的影集里,每一集的拍摄和制作成本,犹如是一部电影,平均一集数以百万美元,足以跟HBO力拼。这又回到了讲故事的方式,重新掌控观众的习惯,重组新意,创造出新的需求。

文树森简介:

文树森曾在香港电视台与报馆任职,1982年移民新加坡,在本地传媒界驰骋超过30年,曾在新传媒(包括之前的新加坡广播局和新加坡电视机构)、报业传讯和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担任要职,也曾任马克伯内特亚洲制作公司(Mark Burnett Productions Asia)总裁,目前是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总监兼资深导师。

文树森也担任亚洲电视大奖评审主席、新加坡媒体节咨询委员、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WDA)媒体与传讯业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格与训练理事会主席、中山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务,并获美国权威杂志VARIETY颁发全亚洲首50名电影业领袖。

后记:打不开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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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树森离开U频道的那一天,电视台同事送给了他一本纪念册,之后,他不敢再打开来看。(文树森提供)

跟文树森做访谈,很满足也充满乐趣。眼前是一个很懂得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个教人怎么讲故事的人,敞开胸怀天南地北,话题源源不绝,尽是故事。

他说:“人生比剧本更令人难以置信。”他活过了人性的丑陋与美好,也懂得该如何淡然以对。

我想方设法,要找出他的遗憾。生活在故事里的人,会将遗憾藏得很好,也懂得怎么不着痕迹处理暗藏在心中的遗憾。而我知道,文树森的传奇,不会没有遗憾;恰恰是生命中的遗憾,映照出了他更高大的身影。

雨后的下午,在LeVel 33,一个放眼可以饱览新加坡新旧交替的角度,话题最终带到了文树森离开U频道的那一天,电视台的同事们送给了他一本纪念册,大家亲笔写下对一个时代结束的不舍,一字一句都是沉重的话别,也安置了必须掩埋的悲伤。他谈起那些与他共赴理想的伙伴们,为他的一句话一个信任,离开安稳的环境,后来又如何挣扎回归。他摊开了内疚,语气压抑,眼神遥远。

那本册子,被他尘封箱底:“我到今天都不敢打开来看”。文树森望向远方,仿佛那里有声音呼唤着他。

“关台是一个理想的破灭”,他冷静而精准地描述着自己当年的心情,“那种痛,超越了遗憾,怎么也补救不了,此生也再不会有第二次了”,停顿了好久,他才说:“而且,不是做得不好!”

人的喜怒哀乐,是一样的,但也可以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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