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旅居纽约的本地摄影师汪春龙，不时拍摄父母，但父母在他的作品中样貌多是模糊的。
这回，他与父母一起受访，畅谈他如何用“叛逆”实现梦想，成就自己。打工一辈子栽培他的父母，又如何包容他成长期的种种叛逆。
面对付出心力养育他的父母，汪春龙如何“懂事”得让他们放心，甚至“放任”地让他拼出自己的春天。
“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张爱玲曾这样形容自己和家的疏离。当一个家庭完全拆毁了屋顶的遮蔽，剥离了一种真诚也好、表演也罢的亲子关系，空余儿女自己如赤身裸体般的人性在烈日下曝晒，来与世界直接对峙时，有家与无家，已无分别。
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父母就是全世界，他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他和全世界的关系。他和父母怎样，他对父母怎样，将来，他和世界怎样，他对世界怎样，也是很容易看穿的。
——和汪春龙聊起张爱玲，是因为看到他执导的首部电影《灰彩虹》中有一幕，女演员床头摆着一本刘锋杰著《张爱玲一百句》。汪春龙会心一笑：“你注意到了。”
旅美摄影家汪春龙上星期从纽约返回新加坡，是为了《灰彩虹》的首映。向他提出“我的父亲母亲”的采访邀约，他欣然应允，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演出。而两位老人家，并不是什么专业演员，是普通的老先生老太太。
周末午后，和汪春龙、汪春龙的妻子张筱筠、汪父汪清翔、汪母黄玉珠，约在汪家位于东部的四房式组屋里。
76岁的汪清翔端出一大盆水果，真是用塑料盆装的，有小金橘、青李子和一种叫金手指的果实很长的紫色葡萄，摆得冒了尖。汪清翔招呼记者：“看着不甜，但吃起来都甜，来，吃、吃。”
汪春龙说了一句：“我爱吃baluku，现在根本很少见，我一回来，爸爸居然不知道从哪里买了回来。”
大家讨论起baluku的中文名字时，黄玉珠从洗手间里慢慢走出来，头发沾着水被拢得很顺，端端地、笑笑地挨着汪清翔坐在双人沙发上，想来是挺注重外表的一位老太太；汪清翔也不遑多让，衬衫很匀整，左胸口袋上还别了一支笔，像要来开会似的，别提多可爱。
已不记得上次认真和陌生老人聊天是什么时候，我瞥了对面的汪春龙一眼，他也静静地，听得尤其认真，除非帮忙用福建话当通译员时，并不打断父母的讲话。
退而不休打工60年
“以前台湾歌星来海燕歌剧院登台，表演完都会来我们的露天海鲜餐馆吃宵夜、喝酒，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客人，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汪清翔在露天海鲜餐馆从1980年工作到新千禧年初餐馆关闭，他打趣说自己的职位就是那种人家一喊“叫你们掌柜的出来”，他就得出来的那个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大堂经理。在进入露天海鲜餐馆当管事的之前，他在杂菜饭店工作了20多年。
75岁的黄玉珠上世纪80年代则在人民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后来又在亲戚家开的煮炒餐馆做工，快到60岁因健康状况不佳停止工作。汪清翔却退而不休，此刻在樟宜商业园收拾餐盘。
其实汪清翔并不用工作，大儿子汪春龙是知名摄影师、当代艺术家，二儿子汪春海是小学教师，而且汪春海和父母同住，能就近照顾，但汪清翔说：“不行，人老了再不动，呆在家里就生锈了。”
从14岁就开始打零工养家的汪清翔，的确是工作了60多年。“没办法，读书少，小学都没毕业。”汪清翔说自己不是那种不爱读书的人，年轻时在联络所、“校友会”和工团零零碎碎地学知识，那是一个不用在某所学校入读，也能以热心群众身份加入学校校友会的年代。
“我不是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母亲都是劳动者，但我总觉得我父亲有一种对文化的热爱，只苦于没机会。”汪春龙说。
还有录影带的时候，汪清翔从马来西亚买过很多录影带。汪春龙说以为爸爸看黄片，他偷看爸爸的录影带，原来爸爸看的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汪清翔曾是个文艺青年，在联络所学画画，晚上没事就画，加入校友会后，字认识的不多，却有模有样地读书。“巴金的《家》《春》《秋》、高尔基的《母亲》，我都能看得懂，鲁迅的书就看不懂了，太多文言文，但还是硬看，哈哈。我太太的文化水平就更低了。”
黄玉珠说：“欸不是，我是小学六年级，你是小学四年级啊。”
这神来一笔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汪清翔连忙补了一句：“我是从社会大学毕业的。”
同为福建同安人的汪清翔和黄玉珠，早年在同一个校友会学文化，60年代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种族动乱，他们的校友会靠近马来社区，为保护女学员的安全，日间学习结束后，校友会的人就请汪清翔每晚送黄玉珠回家，送来送去，两人就走在了一起，1971年结婚。
1973年，生下大儿子汪春龙。
当父母的没受过太多学校教育，一般人会觉得那么孩子必然会背负着父母望子成龙、学业精进的冀望，汪家双亲却没给汪春龙这样的压力。
“小孩子当然是得读点书，但也要会想事情，学得再多再好，想不通事情，对未来没有打算，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成绩不好，懂得拼的孩子，也能拼出一个春天来。”汪清翔这一番话很值得现在许多父母思考。
拍父母为了 寻找生命的影子
小时候的汪春龙也是那种不用家长督促的孩子，读勿洛小学时是高材生，中学时上了特选学校圣公会中学，并且是乒乓好手。
汪春龙读中一时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出国留学。
“心中有很多东西急于表达，是艺术表达。”汪春龙说忘了是一部电影还是电视剧，反正看到港星任达华扮演一个艺术摄影师，汪春龙下了一番功夫去了解什么是“艺术摄影师”，对艺术摄影师充满了神往。更让汪春龙印象深刻的是，自己至今都保持联络的华文老师，当时在一场华文口试上，没让汪春龙朗读什么文段，反而直接问他：“你长大想做什么？”少年汪春龙面对这样的提问，更坚定了自己从艺的理想。试问：就算是今时今日，有多少填鸭教育里“孵化”出来的孩子，能在中一就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
华文老师鼓励他以后出国修读艺术，汪春龙一放学就跑去美国大使馆，查看美国的大学资料。
“我一门心思想出国，天真地想：父母照顾我们，应该有能力送我出国吧。”汪春龙对家庭充满了信心，“我查到可以申请奖学金，好，至少学费不是问题，生活费我想我能试着自理，那么只剩下未当兵前出国要交的七万元押金。”
数学成绩很好的汪春龙，对金钱没有概念。
妈妈坦白告诉他，家里没有七万块。
16岁的汪春龙，知道家里没有七万块，认为出国完全没有可能性了。
接下来，汪春龙初级学院只去了一天，就不去了。初院校长电话打到家里来，爸妈才知道汪春龙跑去了拉萨尔艺术学院美术系。拉萨尔比一般初院学费更贵，汪春龙一边工作，一边供自己读书。
“我的想法是要给他自由，与其说不管，其实是管不了。”汪清翔幽幽地说：“唉，穷苦。”
父亲这一句里的无奈，比孩子的无奈更深。汪清翔说：“如果他一定要在当兵前出国，我就会去借钱。不过，他很懂事，他没坚持。”一旁的黄玉珠点点头。
汪春龙是一个懂事和叛逆的综合体，他把懂事那一部分放在对父母的体谅上，他不为难父母；他把叛逆这一部分放在对自己人生路径的调整上。拉萨尔读了半年，他竟然不想读了。
“我的摄影作品被我一位老师打了A-，我冲去他的办公室对他说：‘我现在给你24小时考虑要不要把我的成绩改成A+，只能是A+，就算是A，对我也是侮辱，你自己想想看。’隔天，老师就真的给了我A+。”汪春龙笑着回忆艺校岁月，“也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学校学习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我去实践、自学、找书来看，还比较快。我打电话给摄影家蔡斯民，当了他的助理，同时想赶快当兵，赶快出来，做自己的事。”
父母用“放任”教养
汪清翔说这一切他几乎不知情，在海鲜餐馆工作的他，下午4点就要去上工，第二天凌晨4点才回家，作息跟一般人是错开的，跟儿子也对不上几句话。
汪春龙讲了一件连父母都不知道的童年趣事，说偷过爸爸的钱。汪春龙下午叫醒爸爸前，会从爸爸裤袋里偷拿一块钱或两块钱，然后跟弟弟平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很纳闷：怎么钱一直不见，而且一块两块地不见？
汪清翔大笑：“真的不知道。”
“爸爸很温和，严厉起来也是很严厉的人。以前我跟弟弟打架，爸爸拿起一个晾衣架，不是直接用晾衣架把我们打一顿，而是用他那双很大的手把晾衣架折断给我们看，这比打我们都还恐怖。不信你看看，我爸的手多大。”汪春龙说一双大手的汪清翔的威严震慑着他和弟弟，自己长大后，很多话才和爸爸说开了。
而黄玉珠在汪春龙心目中一直是个循循善诱、充满慈爱的好妈妈。汪春龙年幼时说话爱眨眼，养成了坏习惯，黄玉珠对他说：“阿龙，仔细看看你还挺帅的啊，如果不眨眼，就更帅了。”汪春龙便听话地修正眨眼的坏毛病。
汪春龙的第一架相机就是母亲买给他的，后来更贵的一架相机，也是母亲买给他的，将近30年前，那架相机要价5000块。
“他不是个怪孩子，更不是个坏孩子。”黄玉珠很宽慰：“他只是爱艺术，也不让人操心。”
因此，即使汪春龙要从拉萨尔退学，爸妈也是“放任”的，知道他有自己的打算。
“毕竟，结果才重要，过程不需要一一向他们交代。”汪春龙说自己退学是为了当兵，以求尽快开始自己想要的人生。17岁半时，他把自己送进了兵营。“17岁半是最早的入伍年龄，不能更早了。”
一退伍，20岁的他立即开了自己的摄影棚，短短三年内，他成为商业上极其成功的摄影师。
但他心中一直抱着电影梦，这个电影梦与他的出国梦是缠绕在一起的：他想去美国学电影，想当实验性的艺术片导演。
在美国忧郁了几个月
汪春龙和妻子张筱筠飞去纽约，无所事事过了半年，积蓄见底，也没什么工作找上门来，更不要提学电影。
“90年代，我们华人在美国，不认识任何人，那时也没有互联网。心想：不然算了吧，去看场NBA就回新加坡，至少以后跟别人谈起纽约，还能说自己看了一场NBA。”汪春龙记得那场比赛刚好是决赛，而且纽约的球队罕见地拿了奖！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接到了第一份工作。后来，约他拍照的传真机就响个不停。
某法国奢华品牌的传真也来了。“什么牌子？听都没听过。怎么让我从纽约飞到巴黎？机票那么贵，而且开完会后才决定要不要用我？”汪春龙说经纪公司帮自己分担机票，他去MUJI买了件衣服，去和奢华品牌开会。“穿得很不像样，但作为艺术家的一个好处是，你做不到的事，你能以艺术家的借口摆上台面，艺术家能合理化很多事情。”
不过，再怎么有派头的艺术家，在父母面前却摆不出什么谱。
“每个星期一定打几通电话回家，以最快的速度报个平安。国际长途用秒计费，超过几秒，是另外一个费用。”汪春龙说在美国因忧郁症病了几个月，发胖？天冷？生活不习惯？自己也不知道忧郁什么。
黄玉珠说：“他不打电话回来，哪里知道他生病，我只是干着急……现在我天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知道他好，知道他太太好，我才能睡觉啊。”
“我就不喜欢打电话，不想吵他们。”汪清翔说。
汪春龙说有一次在纽约，凌晨四点接到新加坡家里的电话，心里万分紧张，接听前心中多方猜测。“要是先听到妈妈的声音，可能爸爸不行了；要是先听到妈妈的声音，可能爸爸不行了；再不然，就是弟弟不行了。后来，他们打电话常常是为我补充我自己可能都跟不上的美国恐袭新闻，让我别去这里，别去那里。”
之所以选择留在美国，半年回家一次，汪春龙想尽情创作，尽情打乒乓球，尽情过单纯的生活，一旦回到新加坡，他最担心被无意义的社交应酬蚕食自己的一切，包括艺术家的那点本真。
黄玉珠悄悄说每次送走儿子后哭很久。
难道不怕父母寂寞？
“这方面我的确有点自私，我承认。”汪春龙说：“但父母一直灌输我：生下我来，就是让我自由选择。”
汪清翔说从来不指望被儿子们奉养：“我们老两口，开销也不大，有一间屋子养老足够了，新加坡不都这样？我们有两个孝顺的孩子，已经是万幸了，而且阿海在我们身边。”
母亲身体还好时，汪春龙带两老去过很多地方，北京、云南、香港、台湾、纽约、东京……父母想去的，统统去了个遍。
如今汪清翔还很硬朗，最喜欢喝冰可乐，他说人老了不能随便觉得自己有这种病那种病，不然病真的会来。黄玉珠则不良于行，周六二日，汪清翔总推着轮椅上的黄玉珠，外出逛一整天。汪清翔打趣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平时要去工作了吧？”
黄玉珠说：“我不能走，想看孩子的爸爸走，看着他走动，我在那坐着不动也开心。”
摄影作品中的父母
在汪春龙的艺术摄影创作中，有至少四个系列以父母为主题，有的是父母面目被挖空，有的是父母形貌模糊，有的是“隔空”合照，还有一次汪春龙披麻戴孝与父母合影。
“看不大懂他拍的照片，只觉得他拍摄技术很高明，比如他在纽约，我们在新加坡，用投影来拍了全家福，没想过照片能这样拍。但像他说的一样，艺术家做什么都可以啊，哈哈。”汪清翔极其豁达：“我很开明，人总有一死，人就是由生到死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用回避死亡。我跟他们说：‘等我死了，随便把我丢到海上就行了’。”
众人连忙回应他，现在死了不能乱丢了。
汪清翔说丝毫不怕死，只怕麻烦别人，最好是在睡梦中悄悄这么一走，旁人不用哭，不用受累。黄玉珠同样很诚实：“我好怕死，我是怕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不懂会怎样。”应了那句俗话——多大的孩子在父母眼中都还是孩子。
事实上，汪春龙拍父母，是请父母来帮忙消解自己对生命的惶惑不安。“小时候，我不明白自己会长大，却很担心父母有一天不在了，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一连哭了好几个月。长大后，我发现我对生死的观点和父母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我想从他们身上找到生命的影子，对生命的信仰。还有，我拍父母，也看到了我老去后的样子。我的很多作品，是为了给50多年后的人看的，老实说，现在能有什么好看的，谁没有家？谁没有家里的故事？虽然我的家与很多人的家没什么不同，但我要为后世的人类，比如说，为历史学家留下一些线索，帮后人理清今人思想的程序。”
自己的后人呢？
汪春龙和妻子、也是他的助理张筱筠，很早就打定主意不生孩子。
“我们没有意见，不需要有什么后代，没什么好继承的。”汪清翔说。
黄玉珠附和：“嗯，他们喜欢就好。”
最想为双亲做的大多都完成了，此刻，只想让他们有生之年不要愁生活上的问题，也不要愁自己和弟弟事业上的问题。
“我会一直拍父母的照片，最终的作品就是他们的丧礼，所以我一定要活得比他们久。”汪春龙说。
采访结束时，黄玉珠起身对汪春龙唤道：“阿海，扶我一下。”
汪春龙用福建话说：“妈妈，我是阿龙，不是弟弟啦。”
常年见不到大儿子的母亲，把兄弟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了。
■汪春龙《灰彩虹》（Their Remaining Journey）是第二届“流光艺彩”国际美术电影节开幕电影。
10月13日晚上下午4时30分有最后一场公映，可上网购票：www.nationalgallery.sg/paintingwith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