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血儿 生命中的困惑

新加坡统计局去年公布的2018年结婚与离婚概况显示，我国的跨种族婚姻历年来持续攀升。2018年，共有22.4%的新婚夫妇属于不同族群，比起2008年的16.7%来得多。这间接说明，由跨族群和跨国婚姻诞生的混血宝宝也逐年增加。

根据2016年至2018年的数据，新加坡的跨族混血宝宝比例为14%，也就是说，每100名新生宝宝里，就有14个是跨族混血宝宝。

新加坡人向来以种族和谐为傲。混血儿在新加坡的成长过程是否一帆风顺？或者曾经因为混血儿的身份遇到什么问题？

《早报周刊》访问几名在新加坡成长的混血儿，叙说他们自己与孩子们的成长经验，受访学者也探讨混血儿的身份认同及社会的种族课题。

罗玛莉（Rosemary，31岁，高级活动策划主管）和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丈夫阿德莫拉（Ademola，35岁，商人）育有两名可爱的女儿，艾里尔（Ariel，6岁）和爱丽丝（Iris，7个月大）。

罗玛莉是华印混血儿，因此两个女儿体内有尼日利亚、华族和印度族血统，这也体现于她们的外表上：两人都有水汪汪的大眼睛，深深的双眼皮，还有一头浓密的鬈发和黝黑的皮肤。罗玛莉设立社交媒体（Instagram @nigerianchindian）分享女儿们可爱的照片。漂亮的艾里尔是童模，她的外表却偶尔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

几年前，一岁半的艾里尔在组屋底层的居民活动角落玩耍时，两个小学生朝她跑过去，然后指着她说：“咦！这种人很臭的！”

年幼的艾里尔完全不知道两个大哥哥在说什么，但一旁的罗玛莉却气炸了，立刻质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两个男孩不仅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或抱歉，反而跑到远处再回头大喊同样的一句话。

罗玛莉回到家向丈夫叙述整个事件时，忍不住崩溃大哭。她没有料到女儿会因为外表而遭到歧视。

新加坡跨族群家庭协会（Interracial Family Singapore）的创办人陈彦宁（30岁，家庭主妇）说，新加坡总是以“种族和谐”为傲，但事实是，很多少数族群的同胞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有意无意的种族歧视，例如，不少混血孩子的同学们无法接受他们的混血背景或不同的肤色。

“有一名嫁南非丈夫的妈妈告诉我，她和女儿有一次搭电梯时，另一个小孩当面表示不愿和小女孩做朋友，因为他们‘肤色不同’。还有一些孩子因为深怕同学们发现他们是混血儿后排挤他们，要求父母亲不要到学校去。”

陈彦宁的丈夫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她带两个儿子出门时，偶尔会有陌生人劈头就问：“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黑？”当她错愕地解释，那是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印度人时，又有些会继续说：“哥哥比较黑，弟弟比较白。”

遇到这种情况，她虽然生气，但也意识到，大部分的人并无意冒犯，只是对于种族问题的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会侮辱与冒犯他人。

她说：“我一般会借着那个机会教育他们，说我和先生是跨族婚姻，其中一方的皮肤比较黝黑，但孩子们的肤色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事。”

罗玛莉也说：“孩子的肤色是白皙还是黝黑有什么差别吗？我们依然爱她们。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出‘孩子肤色白皙比较好’之类的话。”

除了时常被人“以貌取人”，有些混血儿因为不是“纯种”人，无法融入群体里，还有一些也会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身份认同焦虑。

爱丝诺莲（Noraine，36岁，芭蕾舞老师）的父亲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母亲是华人。从小到大，她在家里讲英语，一直到上小学时才开始学华文。她的小学同学并不介意她华语不好，因为班上也有其他学华文的少数族群同胞，大家一起学习和玩乐，从没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任何文化差异。

然而，上了中学，这种归属感完全消失。她的同学大部分不是纯华人就是纯马来人，偏向用母语交谈。爱丝诺莲的爷爷奶奶讲爪哇语和马来语，妈妈的亲戚们则说华语、广东话和潮州话。爱丝诺莲虽然每一种都学一点，会讲很基本的马来语、华语和广东话，但是都不流利，很难和其他同学打成一片，经常被忽略、冷落甚至遭人冷嘲热讽。她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两头不着岸的人”。

她说：“在母语班，同学们也不是很接纳我。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华文名，老师很难叫我的名字，同学们就取笑我的名。坦白说，我到今天还有阴影。”

来自印度的阿克沙·惹古拉葛达（Akshay Regulagedda，38岁，经理）认为，当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生子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创造自己的文化，像新加坡的欧亚裔人士一样；二是和原来的文化保有联系。

他说：“在我看来，虽然新加坡有不少华印混血儿，但要衍生出合成文化（composite culture）还言之过早，所以孩子们一定要继续和原来的文化保留联系。”

为了确保5岁女儿柯愈雯在华印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都能从容自在，如鱼得水，惹古拉葛达和妻子柯欣颖（36岁，公关顾问）付出了一番努力，包括让女儿从小接触两大文化，从中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语言是通往文化的有效途径，惹古拉葛达与柯欣颖打从柯愈雯出世就有意识地以各自的母语和她沟通，柯欣颖负责跟女儿讲华语，偶尔才讲英语。惹古拉葛达则只用泰卢固语（Telugu）和女儿对话。

本地没有完善的泰卢固语学习环境，惹古拉葛达因此自制泰卢固语习字练习，柯愈雯每个周末学习读写泰卢固文字。每一篇练习作业上的泰卢固字旁，还有中英文对照及柯愈雯自己选择的相关图片。此外，她的书柜上同时拥有华文和泰卢固语书。

除了语言以外，两人也让女儿接触两大文化的其他层面。柯愈雯去年开始学印度舞，老师偶尔在课堂上与孩子们分享不同的印度节庆的意义，教他们跳节庆舞等。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说，根据他之前做过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新加坡人认为，种族占他们自我认同的很大一部分。

他指出，种族与民族以文化、价值观、信仰、饮食习惯和语言等一系列的特征来区分群体，也因此为个别群体提供了社会认同感。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也认为，种族当中的各种显著特征都是构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他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国内外求学、工作或旅游时遇到其他种族的人，而这会进一步彰显个人的种族身份。”

马修博士说，在某些社会中，当权者有意淡化种族或民族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鼓励文化同化，但他认为，即使在这些地方，人与人的交往中，还是会有种族之分。

他说：“种族在个人身份认同扮演的角色轻重，也和该社会处理种族社群的模式有关。例如，在美国所使用的‘大熔炉’（melting pot）模式里，不同民族背景本应消失，而被国民身份取代。在某些群体里，事实确实如此，例如那些外形相似的欧裔人士。然而，在美国非裔、拉丁裔和亚裔群体里，国民身份取代种族身份的情况较少见。这些人因为外表而面对边缘化、歧视或被视为异类。在这种情况下，种族会继续成为一个人身份认同的一大部分。”

这些年来，惹古拉葛达和太太柯欣颖的努力已逐渐看到成果。女儿柯愈雯不仅能够掌握三种语言，还能活学活用和交叉使用。例如，她把玩具马命名为“munchi马”，“munchi”在泰卢固语里的意思是“好”。

惹古拉葛达分享：“她的每一个玩具都有三个不同的名字，英文、华文和泰卢固语名。例如，她最爱的羊玩偶叫‘羊羊’，也叫‘lamb lamb’。可是，当她把玩偶介绍给我父母时，却说它是‘meka meka’，也就是泰卢固语的‘羊’。”

柯欣颖也发现，性格开朗的柯愈雯可以很自然地融入印族文化与华族文化环境。

她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人都很开明，暂时还没有遇到女儿被人排挤的情况。在印度舞蹈班，同学们把她当成印度人看待；我们带她去华人寺庙时，所有人都很接受和喜欢她。在学校，如果有人问她是什么种族的人，她会回答她是华印混血儿（Chindian）。她很自在，也许是因为她可以看到同是华印混血儿的公众人物。我们之前带她到马六甲时，也拜访一座华印庙宇，她很有共鸣。当然人们还是会说一些东西，例如指出她的头发比较不同等，但不会让她感到被排挤。我想，她能够说那个语言以及从小就懂得那个文化，是关键。”

陈彦宁和丈夫在家里也同6岁和3岁的儿子讲四种语言，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陈彦宁的祖母则会和他们讲潮州话。

她笑说：“很rojak啦，孩子们还无法区分不同的语言，不知道哪些字是马来语，哪些是淡米尔语，但这也非常‘新加坡’。”

在新加坡理工大学（SIT）就读机械电子（Mechatronics）工程的林文聪（25岁，学生）的混血儿经历则不同。虽然他的母语能力不好，但他可以在不同群体里活得自在，并以身为新加坡混血儿为傲。

林文聪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菲律宾人，三人以英语沟通。他心虚地自嘲“连CLB（华文B）都考不及格”，接着用生硬的华语说：“我会讲华语，但是很慢。”

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南部南莱特省（Southern Leyte）的马利博格市（Malitbog），母语是菲律宾的方言Visaya，但林文聪不会讲Visaya，也不会讲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他加禄语（Tagalog）。

尽管如此，林文聪的成长岁月里仍然有很多菲律宾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小时候，林文聪会跟着妈妈和这些同胞到不同的组屋去参与玫瑰经祈祷会。

他形容：“每次都是一大班人在一起，大概20多个人和他们的孩子。我就和其他的小孩交朋友，小孩子之间大部分用英语交谈。在这个少数族群的群体里，我觉得自己更容易被接纳，好像我们更能了解彼此一样，一拍即合。如果我告诉另一个菲律宾人我是半个菲律宾人，他们会很开心。我的工作场所也有一群菲律宾同事，他们彼此间以他加禄语交谈，有时讲得太快我听不懂，但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

母语不好的他在求学时期也注意到：“在华语环境中长大的同学，彼此会成为好朋友，我通常会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讲华语。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jiak kantang’（洋派）的，比较喜欢讲英语，所以我在学校时并不会觉得自己被排挤。”

他说：“我有个住在德国的表姐，有一半的菲律宾血统和一半德国血统。在班上，大家都是白人，只有她看起来是头发乌黑的亚洲人。虽然她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但却会因为长相不同而被人贴上标签。相比之下，我在本地就读中小学时，皮肤虽然比较黝黑，但整体而言还是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

林文聪觉得自己除了偶尔会去菲律宾探望亲戚以外，“和其他的新加坡华人没什么两样”，包括庆祝传统华族节日。另一方面，他也以身为半个菲律宾人为荣。身为音乐人的他（instagram @aaronemmanuellim），偶尔也会听一些菲律宾歌和歌谣。

他透露自己有个感情稳定的女友，对方在一个传统的华族家庭里长大，无法完全理解他的混血儿经历，但两人都认为文化和传统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

他说：“日后如果有自己的孩子时，我要把华族和菲律宾的文化都传承下去。虽然我的孩子大概不会称自己为菲律宾人。但我还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延续菲律宾文化里的某些传统，例如菲律宾人对于圣诞节的热爱——在菲律宾有一句笑话，凡以‘ber’结束的月份（9月至12月）都是庆祝圣诞节的月份，我妈妈每年从9月份就开始布置家里庆祝圣诞节，我希望以后也可以和孩子们这样热衷地庆祝圣诞节。此外，偶尔回菲律宾探亲，这些都是我希望孩子可以感受到的文化。”

陈彦宁在3年前创办新加坡跨族群家庭协会（instagram @interracialfamilysg），目的是建立一个混血儿可以一起成长的互助环境。

她说：“很多混血孩子在学校里是少数，有时也怀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华人吗？还是印度人？但他们来到新加坡跨族群家庭协会后就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还有其他人也有相同的经历。他们在这里不会质疑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反而互相鼓励，也有归属感。”

她说：“我们在一起庆祝不同的文化活动，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同时，我们也会一起做非文化相关活动，例如去年的种族和谐日，我们举办家庭日去Gallop Stable，共有90组家庭出席。”

除了混血儿社群本身的相互扶持，社会其他族群对他们的包容和接受也很重要。

每个人都能够付出一点努力，让少数族群感到自在和有归属感。爱丝诺莲的好朋友炜婷就是很好的榜样。

正当爱丝诺莲因为无法与同学们打成一片而郁郁寡欢时，她在中一下半年遇到了毕生的好友。

她说：“炜婷是华人，但她主动找我聊天，分享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无论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别人的接纳。那时的感觉就好像，她邀请我加入她的二人小组。在那段日子里，找到一个知己真的帮助我克服被人忽略的感觉。这真的很重要，青少年时期遇到的事情可以铸就或摧毁一个人。我真的很庆幸在那阵子遇到她。虽然我们的个性一个天一个地，但却相互了解，还可以完成对方的句子。这种默契即使在一般的好友中也难以找到，我们直到今天还是很要好的朋友。”

林文聪坦言，有些人对异族少数同胞存有刻板印象，例如会说出“菲律宾人都是这样的”话，也有人利用他是混血儿的身份攻击他，不过他不会受影响，反而借机提醒对方：“我们虽然祖先来自不同的地方，种族不同，但现在都是新加坡人。不该因为某些人的种族或对某群体的成见而改变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陈彦宁也说：“无论你是单一种族或是混血儿，我们体内流着的血都是红色的，我们都是人类，我希望他们可以接受混血孩子，不要再评论和聚焦于他们的肤色或种族。还有，别再叫他们‘杂种’。”

罗玛莉在成长岁月里，很幸运地遇到一群非常有包容心的朋友，从来不因肤色和外貌歧视任何人。但是，她的姐姐和妹妹却没这么幸运，两人曾在求学时期因为混血儿身份，陷入尴尬与难堪的情境。罗玛莉的大女儿明年就要进入小学，她透露，自己难免担心孩子会因为肤色和混血儿的身份而遭同学们排挤和欺负。

她说：“其实如果你闭上眼睛听艾里尔讲话，你会发现她是不折不扣的新加坡孩子。我不希望她因为外表而觉得自己在新加坡没有立足之地，不知道自己能和谁交朋友等，尤其她是跨了三个种族的人。我希望她和爱丽丝都能体会到，无论是什么种族的人，只要兴趣相投，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就像我和我的朋友们一样。我们一群好朋友当中，有一半是混血儿，另一半不是，但我们一起长大，到现在还保持联络。”

当然，罗玛莉也意识到，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种族问题。

“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和丈夫能做的就是教导她们如何应对，包括教她们接受自己的混血儿身份，并以此感到自豪，不要受他人的言语影响。这是我们父母和孩子必须一起经历的学习之旅。”

陈恩赐副教授和马修博士都认为，新加坡混血儿的家长可以帮助孩子的方式是，让他们从小接触个别的文化。

马修博士说：“教导孩子尊重父母双方的文化，而非诋毁任何一方。同时，和孩子们一起看到混血身份的好处，包括可以庆祝更多文化节日，收到更多祝福，享受更多不同的美食等。”

陈恩赐副教授指出，在新加坡生长的混血儿，如果能在讲英语的当儿也同时尝试学习第二语言，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身份认同问题，因为在新加坡，即使只讲英语和沉浸于新加坡文化，也可以过得自在。

“他们或许会在某些场合里，因为不懂得自身母语和文化而感到格格不入，但还是可以自我认同为新加坡人，并以他们对新加坡不同种族文化的不同程度的了解而感到自豪。”

马修博士则说：“来自跨族群家庭的混血儿想要构建身份认同会比其他人更有挑战性。很多新加坡的纯华族、马来族或印族家庭，虽然也在家里讲英语，但还是能够认同自己的文化。这在跨族群家庭里却没这么容易，孩子们或许可以在两种文化之上建立身份认同，但这不简单。有些人则选择种族以外的身份认同基础，例如宗教。”

马修博士说，新加坡管理种族的框架使得人们必须在既定的种族类别之间选择一个，即使现在可以填写双重种族，但还是有其中一个种族是主，另一个是次。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当儿，一些混血儿有可能会因为要在表格上面填写“种族”一栏而感到厌烦，也有些人不喜欢一直回答“你是谁”的问题。

此外，有部分混血儿不满为何要在双语教育里选择某个母语；或不满在全国性的节目里，只看到华、印、巫和“其他”种族，但没有提到混血儿。

马修博士说：“生活中有很多情形会令混血儿感到不满，但随着这群人的人数在新加坡逐年增长，他们会感觉到，其他混血儿可以了解他们的挣扎和不满……但这不一定是很多混血儿会积极去寻找的群体。也许，他们在遇到这些困难时，会选择更倾向于其中一个种族背景，或选择另一种身份认同。”

马修博士说，如果更多人了解混血儿的处境，设身处地地感觉到他们因为无法控制的原因（如外表）而受人歧视和排挤的感受，那么我们的社会或许才会变得更包容和更进步。

陈恩赐副教授说：“除了从法律和社会层面避免种族歧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必须在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促进社群融合，例如为不同种族的人提供一起工作、玩乐和活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