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疫的距离

在大家还未听过“沙斯”之前，云莹莹医生已经染病。　

17年前，2003年3月20日，任职于陈笃生医院外科部门加护病房的云莹莹医生，因发高烧被安排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她是本地首批染上沙斯的医生之一。不到两个月内，沙斯夺走她四名同事的性命。　

出席同事的告别式和丧礼后，她决定改变生活重心。一直到染病之前，她的生活都被工作占据，是沙斯让她不再留恋职场“争夺”（rat race），而把亲友、家长和宗教排在事业之前。

云莹莹医生说：“父母亲说我染病后隔离的那10天，是他们10年来首次有办法和我好好对话。沙斯的经历让我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

虽和父母同住，云莹莹医生每周工作至少110小时，天未亮上班，每三天值一次夜班，回家后累到只有冲凉的力气。染上沙斯让她惊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太可怕了，下定决心改善生活，17年来更不时自问：应该如何活得更有意义，自己有没有做到所有应该做的事？

她说：“沙斯之后，我变得更philosophical（豁达），对于一切事物都更感恩，每天早上可以起身，迎接新一天，都让我感觉欣乐。”

云莹莹医生现为鹰阁医院乳房与外科顾问，冠病暴发后优先照顾情况较紧急的患者，诊所目前暂时关闭。这段期间无法看诊，但她认为现在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也有更多时间休息，“我把它视为一个好好反思，在生活中做出正面改变的机会。”

她指出，正如我们的沙斯抗疫经验让我们更好地迎战冠病，我们也可从冠病吸取经验，为今后可能来袭的流行病做好准备。除了在外科口罩、医药配备和粮食等方面有更多能力自给自足，人们的自立能力和基本卫生习惯也要加强，例如患上呼吸道疾病一定要戴口罩，洗手务必用肥皂。

云莹莹医生说：“大家必须明白，我们做的一切都有后果。面对全球性大流行病，自律能力差可能导致别人丧命。”

沙斯战役中，本地有238人染病，包括97名医疗人员，国大医院癌症中心专科护士诺尔·美兰蒂（Noor Melati Ahmad）是其一。17年前，她是国大医院的注册护士，染上沙斯后被送往陈笃生医院的隔离病房，度过煎熬的14天。

她回忆：“我非常冷，无法正常呼吸，也没有食欲。每天在病房内看新闻报道有更多人染上沙斯，还有人去世，突然惊觉自己可能就此丢命。”

感觉最脆弱的时候，她和母亲通电，“妈妈哭着要我保持镇定，继续加油。”

母亲也在她康复后鼓励她继续当护士，尽管疼爱她的外婆因为担心而要求她辞去护士工作。“妈妈说，我熬得过沙斯，再有类似经历也能撑过去。她知道这是我的志向，也认为我应该服务有需要的人。妈妈的话我一直收在心里，虽然她最近过世了，但我知道她一定希望我继续为人民服务，也一定相信我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

沙斯暴发时，温媚婷念中三，很多回忆模糊了，但她记得因母亲是陈笃生医院护士，校方不允许她和同学一起接受体温检测；家人在前线抗疫的学生，必须分开测量体温。校方的谨慎让人感受到沙斯的恐怖，但恰恰是沙斯让她更敬重尽忠职守的母亲，决定追随妈妈，成为护士。

温妈妈黎张俏玲（63岁）当时在医院专科门诊部担任高级护士经理，心中不无畏惧，但她提醒自己：“我受过培训，这是我身为护士最可以贡献的时候。”为免传播病毒，她下班回家即刻冲凉躲进房里，尽量不接触丈夫和三个孩子，但女儿的华文补习老师一听说她在陈笃生医院工作，马上辞工。

疫境中既面对歧视，母女又被迫保持距离，却也因此坚定温媚婷的志向：“教人感觉强烈不安的沙斯，也让在前线抗疫的妈妈的勇气、爱心 和坚韧更加闪亮。”　

护士的工作有多艰巨，黎张俏玲再清楚不过。她说：“这份工作辛苦，时间又长，我没劝阻女儿，只是让她知道这份工作的要求，也叮嘱她无论多困难，都不能say no。”

如今冠病疫情当前，母女俩在同一医院并肩作战，感情更进一步。在陈笃生医院任职近20年的黎张俏玲现为高级护理组长，2008年加入医院的温媚婷则是护理导师，负责培训陈笃生医院和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加护病房的护士。她熟悉最新的医护器材和科技，现在常和母亲分享，讨论，互相学习。决定专攻加护病房，部分原因其实是母亲的抗疫经验。她说：“妈妈对于沙斯的认识有助我提炼技能，对于培训内容也有更深刻的理解。陈笃生医院和NCID真的是让我为社区做出贡献的理想地方。”

比较冠病和沙斯，黎张俏玲认为医护人员现在准备更充分，抗疫自信更强。她说：“沙斯让大家措手不及，数名同事被一名住院病患传染，医院大部分职员都受到惊吓。未知的病症让人恐惧，一切发生得好快，医护人员迅速被公众回避、排斥，诺维娜一带一夜间变成‘鬼城’。”

疫症造成殒没，也让人有所领悟，成长。黎张俏玲认为：沙斯抗疫时建立的基础设备和工作流程，例如戴口罩和隔离程序，现在得以进一步改善，让我们更冷静面对冠病。例如NCID有更多负压隔离病房，保护患者和医护人员安全，这些病房的医护人员都穿上个人防护衣（PPE）；PPE设计不断改善，新防护罩能见度更佳。

温媚婷说：“无论暴发什么传染病，都一定要做足百分百准备，这正是我们面对冠病19的心态。”

经过沙斯，公民意识和社群互助精神也有更强的地方。温媚婷说：“沙斯之后，公众更明白医护工作的重要。加上公众教育有所加强，大家似乎更懂感谢，体谅和合作。虽然疫情难免引发恐惧，但和沙斯时期比较，已经很少听到有医护人员因为戴口罩或身穿制服而被排挤。”

不少国人还会特别关心前线人员。黎张俏玲说：“有时去Pek Kio（白桥熟食中心）打包，小贩看到我穿医院制服主动要我插队，那里大部分小贩都为医护人员着想。”

今年农历新年前两天，我不小心拉伤女儿的手臂，得送她到医院急诊部门去。医生在为她检查伤势的当儿，我听到不远处，另一群医生的对话：来了一名刚从中国广州回国的病人，有咳嗽症状，但肺部没发现异样。我好奇地转头去看时，那病人不在，想必已经由医护人员带到隔离病房去了。不到5分钟，一名清洁工就过来，开始擦拭所有那名病人接触过的物体表面，甚至还换下整个窗帘。那一幕感动了我。

当人们说起前线人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医生和护士。但是，与医疗团队并肩作战的，还有一群很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人：清洁工。没有他们的勤快擦拭和消毒，医护人员难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病人也无法好好养病。

来自马来西亚的拉马（Ramakrishnan A/L Nadarajah）2002年加入提供清洁服务的设施管理公司ISS Facility Services，当清洁团队队长，带领70名清洁工打扫和消毒陈笃生医院。没想到，一年后，他就迎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2003年2月，本地暴发沙斯疫情。拉马回忆：“沙斯期间，我很害怕，因为那个病毒是透过空气传播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应对一场大流行病，我们没有可参考的应对方法。当时也还没有WhatsApp和面簿等社交媒体，资讯的传播与更新不如今天这样迅速与即时。”

17年后，拉马再次碰上全球大流行疾病——冠病19时，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副经理了。他从管理70人升级为管理120名清洁工，负责打扫和消毒陈笃生医院、医疗保健创新中心（Centre for Healthcare Innovation）和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的隔离病房。

拉马说，有了沙斯的经验，他在面对冠病19时比以前更镇定。

他说：“国家传染病中心已持续为我们提供训练和演习，帮助我们了解穿个人防护衣（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简称PPE）时要遵守的严格要求，以及卫生部和我们的客户公司的打扫作业程序。我的经理和总部也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和每天早上的安全会议提醒我们注意安全，确保员工们在打扫时做足防范措施。在疫情暴发后，陈笃生医院的感染控制小组也教导我们如何选择正确大小的N95口罩。”

此外，拉马也说，冠病19疫情期间，团队的卫生设备也比沙斯期间更先进。如今，他们每天运用过氢化氢蒸气（HPV）为病房消毒。

沙斯期间，马来西亚没有封关。这次，马国突如其来的封关防疫消息让许多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国人措手不及。拉马的经理和总部同事立刻为有需要的马国职员安排酒店住宿，同时提供交通与伙食津贴。

最令拉马感到欣慰的是，公司与医院在这次的疫情期间，给予清洁工更多的认可。他举例说：“陈笃生医院给我们一枚‘英雄’徽章，并在他们的医院刊物和媒体上公开感谢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公司则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英雄礼包’。”

电器行音响之家（Audio House）是少数在这一轮疫情当中影响不大的企业，因为它的线上服务和防护措施走得比许多人快。

音响之家最早是在沈氏通道（Sims Drive），以售卖电视和音响为主。关于沙斯，创办人李文德回忆道：“我们当时不知所措，只知道每天在店里喷消毒药水，但顾客还是少了很多，幸好只是几个月就过去。”

2016年电器行收掉在亮阁购物中心的店面，李文德说：“也因为我们只剩下明地迷亚路（Bendemeer Rd）工业大厦的这个店面，所以冠病疫情初期可以快速反应，如果在商场的话还要跟业主协调。我们早在2月中就关剩一个出入口，所有人都要量体温。送货上门时，员工必须在门口自拍一个视频，显示他已经做了量体温（要出示度数）、戴口罩和消毒三步骤，然后把这个视频传回给主管。”安全措施到位，顾客也继续上门光顾。

2017年全面网上付款，对这次抗疫也起防御作用。即使到店里购买，顾客也必须扫描产品QR码付款，所以能够分散人潮，不会出现柜台排长龙情况。

架构健全的网购系统和会员全岛最低价保证，让电器行在短短两年半内累积可在网上通联的14万人庞大会员群。李文德说：“两三个星期前我们已有感政府可能会呼吁商家关门，立即筹备网上礼宾服务（online concierge service），所以在4月7日阻断措施启动时可以马上开跑。”

现在所有销售员转到线上服务，顾客可通过电话、电邮和简讯询问，前线员工收到后立即转给该电器类主管，主管再派给指定销售员跟进。

“所以现在虽然关门，销售员还是可以在家办公，不必停职留薪。会员很熟悉我们的运作方式，对我们做足安全措施有信心。目前为止还不知道阻断措施的冲击，但我相信对销量影响应该不大。”

与第一线医护人员同进退的，有一批兢兢业业的司机师傅。他们最早感受到城市清空、放缓，而他们的责任是穿梭在风险中，继续把守岗位。

担任新捷运巴士车长已有20年的李文义（50岁），每天的早班工作从5点半开始。喜欢开车，与四方八面上下车的人碰面，147、161、151等多条巴士路线都是他如手背手心一样熟悉的街区，别有一种生活气息。但是如今，车上的位子是越来越空了。

病毒让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显得岌岌可危。李文义也经历过沙斯，当时33岁。他回忆说，受沙斯侵袭的三个月里，本地的巴士交通从未断过。人们工作如常，巴士的班次也就必须如常。

毕竟沙斯是通过空气传播，每个人的警惕心很强，李文义说，不仅每个车长上工之前要到车房量体温，公司也安排了清洁工人在车站和巴士上清洁打扫。回到车站，还要记得下车搽洗手液，否则就不能用餐。

李文义的文凭不高，太太当年在理发店工作，儿子还小。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李文义说，沙斯时期其实不会很担心自己的安危，“后来知道，一个人感染了很有可能会影响全家人，这时候，我心里开始担心了。”

17年后，冠病疫情来袭，至今已经跨入第三个月。李文义仍然是从清晨5点到下午3点，每天行车10个小时，什么人都有可能与他擦肩而过。“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每天注意一点点，保持健康。”

四年前入行私召车司机的吴奇辉（45岁），近日来与他15人的车队朋友一起参与GrabCare服务，放下社会偏见，接送本地的医疗服务人员上下班。

吴奇辉的住家附近就是盛港综合医院，每周有两三位医疗人员做他的常客，由他接送上班。“我真心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干净。有些乘客告诉我，他们上班选择不穿医护制服，就是为了避开别人异样的眼光，顺利搭车上班。”

自2月14日展开的GrabCare服务，征集的首批司机有约2000人，吴奇辉正是其中之一。“有些司机说：‘神经病，几块钱就让我去冒险？’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要接送，就必须把清洁做好。我太太十分坚持的一点就是，无论如何，驾车就一定要戴口罩。”

吴奇辉相信机遇，在17年前沙斯来袭的时候也是如此。当年从事红酒批发的他，反而在沙斯时期看到了商机，趁着顶让费下降，在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一带做起酒吧生意。但是仅仅5个月后，生意完了，酒吧只能关闭。

“担心患病的人很多，可是当时没有社交平台，大家反而不大清楚彼此的情况，比较少人为自己发声。不过现在，我反而要为了频频不断的假新闻烦恼。”吴奇辉坦承，当私召车司机之前，他失业一年多，投了1000多份简历，但是得到的面试机会却不超过五次。

随着国人居家工作，吴奇辉出车的盈利越来越少，但是他不想转行，这是他养育一家三口的重要途径。

每两个乘客下车，为车里喷洒消毒剂；每五个乘客下车，把椅子、门把清洁抹干净。吴奇辉这段时间不敢掉以轻心。虽然打车的人少了很多，上路四个小时，很可能只等来一单生意，但是消毒工序就是不能少。“生意难做，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少出门、戴口罩，让我们在这个月里把疫情控制下来。”

很难想象四川豆花饭庄在大华银行大厦（TOP of UOB Plaza）一楼摆摊卖“杂菜饭”吧？17年前沙斯疫情期间，它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四川豆花饭庄餐饮部总监陆友萍、副经理李文静和厨师蒙学友都是在2003年初加入，当年的抗疫过程还历历在目。蒙学友主要负责北京烤鸭，沙斯期间堂食客人每天只有一两桌，他的技艺鲜有机会派上用场，所以也到一楼帮忙。

“杂菜饭”摆阵有点像自助餐，共有六道菜，任选三道$5，也有卖招牌担担面和豆花水。因为顾客一下楼就闻得到和买得到，所以生意很好。

陆友萍说：“卖杂菜饭一天还可以做到1000多块钱的生意，比餐馆堂食的收入还要高。当时餐馆1月才刚开，3月就遇上沙斯，我们还一家家公司去敲门和派传单做介绍，一直到下半年生意才渐渐有起色。”

经历了艰难的起步，四川豆花饭庄接下来稳步成长，今年农历新年前开始感受到另一波疫情来袭。

陆友萍透露，单单农历新年16天就有1800个订位取消或延后，生意减了一半。当时，她的第一个念头是17年前的救命符“杂菜饭”：“可是现在有关当局的限制条例多，所以不允许。幸好科技发达，我们就开始推出盒饭，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农历新年过后2月14日的浪漫情人节。除了善用社交平台，我们也用传统方式在中午和下班时间派发传单，不放过任何宣传机会。”

盒饭订在$10净价，附送爱心凉茶，外加$1.50可获例汤（原价$8）或豆花（$4.50）；订购$30或以上，在中央商业区免费递送，订满八款饭盒收集八个印章可获一份价值$38下午茶。价格符合中央商业区上班族预算，分量和质量都有，因此单单在2月最后两个星期就卖出超过1000份，3月也卖出1500多份。

只是疫情进一步升级，政府推出座位隔开等严格防疫措施后，餐馆生意已大跌超过75％，如今更是不能堂食。陆友萍说：“我们也只能继续专攻盒饭业务，我们开始得早算是一个优势，不过现在有更多餐馆推出盒饭，竞争越来越大。盒饭的收入当然不能跟堂食相比，至少能补贴一些固定开销，好过零收入。”

难以开源，只能节流。餐馆的清洁和洗碗的外包合约在3月最后一个星期终止，由员工分担。李文静开玩笑地说：“沙斯的时候我们只是做牛做马卖杂菜饭，现在是什么都做，包括洗男女厕所，我还真的是学会很多新技能。”

原来餐馆请了宾乐雅酒店（Parkroyal）专人为楼面和行政员工上课，教导他们如何用不同的清洁剂和工具打扫和洁厕，厨师们则负责洗碗和倒垃圾等工作，如蒙学友师傅也跟着班表，轮值洗碗等杂工。他还学会炒菜，一起做饭盒。

这也是餐馆职业再培训和工作重新配置的一部分。以大华银行大厦的四川豆花饭庄为例，共有31名员工，如今不能做堂食生意，员工会减至楼面六人、厨房六人，其他员工拿假。因此，员工必须能胜任更多岗位，如厨房负责蒸食的师傅要学习包点心。

就连高管陆友萍也拿起刷子洗马桶，其他员工自然不敢怠慢。她欣慰地说：“这一轮疫情真让我看到上下一条心，没有计较这是你的还是我的工作，都明白这么做是为了保住大家的饭碗，也提升了员工的价值。”

虽然也在网络提供咨询和销售服务，一些零售商还是面对重重挑战，这家智能窗帘和百叶窗供应商就道出许多中小企业的辛酸。

mc.2董事经理周振光2003年创业时售卖电脑和科技产品，后来才转向智能家居方案。他说：“现在至少还有网络媒体平台，即使是关店也还可以通过不同管道跟顾客沟通，待疫情好转后才下单和安装。如果像沙斯的年代，疫情还拖那么长，又只能够打电话咨询就惨了。”

二三月顾客还能上门体验时，公司把乌美三道的7200平方英尺店面划为15个小区，分散人潮。2月初公司已终止团体参观和购买服务，并推出测量体温等安全措施。最近公司制作了许多关于产品的小视频，也安排把布料样本送上门或寄放在公寓办公处让顾客选购。然而，即使顾客愿意下单也要等安装好后才会付清款项。

周振光无奈地说：“销量减少是肯定的，另一方面成本却大大提高。首先马来西亚封关令我们在当地的工厂无法出货。部分原料虽已匆忙用罗厘运到新加坡，但仍不足，所以必须从美国再订购，时间紧迫不能用海运，空运成本高出很多。还有，公司承担了马国员工在本地的临时住宿费用，让他们可以继续提供安装和维修服务，如今他们却无法开工。”

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状况让周振光疲于应对，现在只希望疫情尽快好转，否则中小企业真是吃不消。

记得《杀斯》吗？

这是戏剧盒在沙斯暴发后，不到一个月内完成的剧作，2003年5月开始在邻里免费巡演。此起彼落的防疫抗疫声中，艺术工作者透过戏剧关心社群，和观众一同探讨如何克服恐惧，把压力化作力量。

《杀斯》制作经理林诗韵当时深受启发，决定投身社区艺术，创办了非盈利艺术团体叁南瓜（3Pumpkins）。她一人包办大小事务，以艺术为媒介深入邻里，与居民建立良好关系，旨在促进社区发展，打造更平等、宜居的社区。

林诗韵说：“《杀斯》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剧本两周内完成，所有器材放在一辆小货车就到处跑，戏剧盒反应之快，让我体会到艺术工作者就是必须保持灵敏，敏捷，疫情当前也可迅速作出回应。只要有想象力，不被制度所限，想做的一定还是可以做得到。”

当年面对沙斯疫境，戏剧盒因经费不足停止全职运作，却没有因此裹足不前，反加快脚步，实践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杀斯》是纯民办的活动，剧团没要求任何政府机构赞助。

回想我国17年前的艺术版图，林诗韵认为当时不及现在商业化，艺术组织和全职艺术人更少，且一般经费吃紧，但擅长变通，巧用有限资源。比较之下，现今生活和营业开销大幅增加，许多艺术工作者关切的是如何保护自己和同行。但对她而言，艺术工作者即便身处困境，还是应冷静观察现实生活，并创造出让大家思考或联系的空间。

她说：“有时候可能是组织大了，资源多了，反有更多顾虑，感觉艺术工作者不像过去那么有想象力，现在更多人关注的是收入问题。冠病让很多人感觉害怕，孤立，大家必须处理很多情绪，手上时间也多了，艺术创作有娱乐作用，也能帮助大家厘清情绪，所以更需要新作。”

与沙斯时期比较，现今“社交距离”限制更严格，17年前的巡演现在不可能进行。林诗韵指出：当今挑战不只是构思符合观众需求的创作，还要考虑呈现方式；互联网确实方便，问题是如何把内容传送给无法利用数码科技的弱势族群？例如不少独居长者没有手机，不擅长上网，或只懂方言，但线上内容以中英为主，加上乐龄服务中心现在暂停服务，长者或因此失去精神寄托。

叁南瓜的基地包括义顺的艺术空间3P Community Arts Lab，以及文礼的“不要怕儿童俱乐部”（Tak Takut Kids Club）。林诗韵也与其他艺术人和南洋理工学院设计系学生合作，与麟谷峇鲁（Lengkok Bahru）居民联手创作“Seeing the Obvious”，他们合作完成的作品如壁画和地板贴纸遍布组屋邻里。

冠病疫情暴发后，原定2月15及16日举行的分享会和导览一概取消。叁南瓜很多事林诗韵可自行决定，所以节目企划具伸缩性，改变空间大。她没聘请员工，也不从团体资金抽取薪水，相较于须支付薪酬或向赞助单位交代的艺术团体，她更有自由做符合叁南瓜理念的企划。

她说：“现在确实是惨淡的时期，但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了解本地艺术机制，学习驾驭它。我们也可思考过去是否太依赖单一收入来源、活动或观众群。”

政府宣布学校全面实施居家学习后，林诗韵着手准备包括彩纸和彩色铅笔的手工配套，藉由社区服务组织送给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同一天，她收到小朋友的感谢视频，看到小朋友的作品。在许多社区组织，包括家庭服务中心都暂停服务这段期间，艺术工作者扮演什么角色？可以做些什么？林诗韵天天思考，实践——艺术未必风花雪月，紧贴大众脉搏，可在社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