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农场转型 水到渠可成？

冠病疫情的暴发突显了支持本地农场建设的重要性，只有拥有本地食物供应链才能在危机时刻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这些年来，本地农场针对国情不断做出调整，许多农户也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包括农场的改革、耕种方式的转向，以及农户的世代交替。一家农场要坚守下去需要几代人在风雨中接力传承，这么多年来，本地农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如何求存？又要如何面对一个由科技主导的未来？

从双溪登雅路（Sungei Tengah Road）开车往里走，城市从后视镜退去，窗外显现出郊野的模样。渔场、花农、菜地……一路的鸡叫虫鸣在这个阴雨不定的季节里似乎是找到了难得清嗓高歌的晴天。

早晨8时30分，我来到国华科艺农场参观这片约有40年耕龄的土地，今年60岁的黄国华走来与我相见时，他鞋上的泥迹都还是湿润的。

我发现菜地里一只鸡的踪影也没有，转眼一看，鸡群只能待在农场的铁笼里吱吱喳喳啼叫。黄国华说，过去的菜地可以用鸡粪施肥，但如今农场有个更高的施肥标准，鸡粪需要发酵、加工成为肥料，不能直接施肥。农场的方方面面都在现代化，这家农场投资建设了温室，种植多种不同类型的水耕蔬菜，另外也引进了气候控制设备、播种机、包菜机、自动堆肥机等。

老一辈农户习惯土耕种植，黄国华是第三代农户，客家人，他的父亲黄雀早年靠一公顷的土地开辟菜园。如今，农场已经发展出了七片耕地，总面积达到10公顷左右，农场在逐渐从土耕转向水耕，同时也正在经历从第三代到第四代接班人的过渡期。

支持本地的农场建设是必要的，其包含的战略意义在过去一年的冠病疫情里已经充分体现，只有拥有本地食物供应链才能在危机时刻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据新加坡食品局（Singapore Food Agency）统计，2019年在我国供应叶类蔬菜的农场共有77家，2019年本地叶菜产量达到1万2698吨，占国人食用的总叶菜量14%。根据新加坡食品局的“30·30愿景”，我国计划在2030年让本地出产的农产品达到满足国人三成的营养需求。

本地农场须要针对国情做出调整，而许多农户也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包括农场的改革、耕种方式的转向，以及农户的世代交替。一家农场要坚守下去需要几代人在风雨中接力传承，这么多年来，本地农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如何求存？又要如何面对一个由科技主导的未来？

国华科艺农场每年生产的主要是亚洲叶菜类农作物，包括芥兰、菜心、小白菜、羊角豆、豆苗，不同种类的菠菜，以及一些采用水耕种植的生菜和草药，一年的产量大约在1200吨左右。

虽然眼下农场的大部分田地还在采用土耕法，但黄国华十分笃定地说，从传统的土耕种植过渡到更工业化的水耕种植是大势所趋。

从小出生在农场的黄国华亲身经历了新加坡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农业发展史。农场是家族式管理，父亲开耕的菜地完全靠人力，黄国华和三个兄弟从会走路的年龄开始就要帮忙务农。

黄国华说：“做农太辛苦了，上一代是不希望下一代做的。过去父母总是骂我们不好好读书，不去学一门手艺……但那时在农场，我们有真正的童年，去河边、龙沟捉鸟捉鱼。街上有时做大戏，这是当时唯一的消遣，我们都会跑去看。”

黄国华记得当年他们住在山芭，整条路的邻居都认识，他就读的是启化一校，学校旁边搭有戏台。教室不够的时候，他们还要在戏台上读书，一做戏，就要搬椅子走人。如今回忆起来，黄国华打趣地说自己是在戏台读书的。

土耕很容易受天气影响，黄国华说一家人是看天吃饭，下大雨的时候没有收成，家里就只能等着挨饿。为了防虫防雨，农场必须盖起“网室”；从耕种、运输到买卖，黄国华和兄弟们都要把关。黄国华说，后来家里买了一辆罗厘，一个月有20多天须要从农场把菜运往美芝路一带批发给餐馆、巴刹的业主，“从半夜卖到天亮，全国的农场还有从外国进口的蔬菜都会运到这里，就跟现在的巴西班让果菜批发中心一样。菜农都在路边，菜可以摆好几条街，很热闹。”

黄国华说，虽然当年他们的产量不多，但是新加坡进口的蔬菜其实比今天要少，农场的生意还算顺利，90年代之后农场就开始逐渐扩张。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农场也比过去更容易获得投资。

与20年前相比，黄国华认为本地的菜价的确有涨幅，但相对于农场种菜的成本，包括人工、地租还有机器设备等，成本的涨幅更高，农场因此须要进一步控制成本，也须要利用新科技转型。

2016年，国华科艺农场建设了一间以研究水耕为目的的温室，通过不同方式的水耕实践，找到更有效率的种植方案。

温室有0.3公顷的面积，其中开设了多种水耕种植系统，比如“低潮和流动系统”（Ebb & Flow），采用分时段灌水和排水的方式，促进农作物从种子到幼苗阶段的成长，许多叶类植物像小白菜、菜心、奶白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下种植。除此之外，还有将农作物的根部浸在浅层流动营养液中种植的“营养液膜技术”（Nutrient Film Technique），以及在深层流动营养液中种植的“深液流技术”（Deep Flow Technique），不同的系统各有优劣，如何从中找到最优化的种植方式是农场面对的一大挑战。

黄国华说，虽然他这一代习惯了传统的土耕方法，但是下一代的接班人已经开始采用全新的水耕技术，他也承认用全新的技术来种植蔬菜，收成的比例的确有所提高。温室水耕种植也能提供更可控的环境，这对于保证收成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帮助。

技术要革新，农场的薪火传承也需要下一代承接下去。黄国华说，第四代的接班人也和他们当年一样从小在农场帮忙务农，培养了与农场的感情。家族观念是几代人经验农场的根基，黄国华提起农场里设有一间厨房，家人之间常常在农场做饭，每周的聚餐成为家人维系感情的纽带。

黄国华坦承自己年事已高，放手给下一代管理农场是迟早的事，但是他心里放不下这片菜园，每天早晨仍然坚持到菜园亲手打理。但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黄国华相信今后的农场会变得越来越工业化，“我觉得在五年里，我们剩下的田地都会慢慢变成温室农场。”

并非每一家农场都能像国华科艺农场一样平稳地发展。创立于1991年，占地2.4公顷的胡进发水耕农场在去年年底因为土地被征用，最终选择拆除农场，不再申请新土地。

胡家经营农场要从1960年代开始说起，第一代农场主胡进发原本在杨厝港经营椰子园，后来因为土地被征用，在70年代搬到榜鹅经营养猪场，90年代改为在义顺经营水耕农场。经过数次的搬迁经历，胡家第四代的胡惠颖（38岁）受访说，由家中长辈经营了近30年的水耕农场已经无力再搬家了。

胡惠颖对农场的生活有深厚的感情，由于是家族事业，家人亲戚在农场里工作，孩子们上同一所学校，这种感觉比起城市生活更有温情。胡进发水耕农场的主要产品包括空心菜、小白菜、菜心等本地常见的蔬菜，除此之外，农场也举办农场导览活动，帮助学校设立温室，为农产品做分销等等，开拓多元化的收入渠道。胡惠颖说：“即便如此，一家农场从创立到终于回本，还是需要10年时间。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太乐观了，没有看到在本地建设农场的挑战。”

胡惠颖从小帮忙父母务农，完成学业后自2014年起就加入农场工作，帮忙农场生产、导览以及接洽餐馆订单等工作。她发现本地农产品因为地租、人工等原因，成本很难比邻国压得更低，这让农场陷于两难：一方面，本地人爱吃的蔬菜，无法卖出好价钱；另一方面，具有经济价值的蔬菜如羽衣甘蓝（kale），若没有足够的订单就不足以让农场投入生产。农场也很难招聘到运货司机，这不仅阻碍了农场的物流发展，从农场到住宅的直接运输服务也因此无法启动。

“人们把农场的希望寄托在科技上，但在农场应用这些技术的成本也不小，除非该手段能够带来足够大的产量，农场才能有利润空间。在我看来，这是很困难的，在科技上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能在多久之后换来回报，这是我想问的问题。”胡惠颖提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本地农场的发展周期只有20年左右，在这之后政府是否会征用土地是一个未知数，这让农户很难下定决心做长远的投资。

胡进发水耕农场在去年7月1日完全停业，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拆除工作，其中也有一番波折。胡惠颖说，农场的拆除需要符合相关标准，拆除费用的报价因此一度超出预期价格一倍有余。后来经过协商，以及土地管理局的协助，这才将费用降至农场可以负担的范围。胡惠颖也透露，农场最终没有选择申请新土地，也是因为重新经营一家农场至少需要500万元左右的资金，这是很昂贵的投资。而且家里的长辈们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农场本身也存在着青黄不接的问题。

谈起年轻一代对农场工作的排斥心理，胡惠颖坦承同龄人在农场工作的是少数，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给农业贴上了夕阳行业的标签；另一方面，家族经营的农场具有根深蒂固的家族体系，年轻人缺乏话语权，农场里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分不开的，这些都阻碍了农场吸引新血。目前，她已经到另一家企业化经营的农场Meod任职，继续为农业事业贡献力量。为了给农场留下纪念，胡惠颖也把自己在农场的多年生活用镜头记录下来。

另一方面，不少农业科技（Agri-tech）公司正在勇敢地踏入本地的农业市场，在2015年起步的农业科技公司Archisen就是其中之一。

来到由Archisen管理的室内农场“Commonwealth Greens”，可以看见一排排直立的水耕塔摆在1000平方英尺的室内空间里。从种子的发芽期，到幼苗的成长期，最后移动到水耕塔的养殖，整个流程都在人工智能的监控和计算下不断优化，共六个室内农场只需要10个人来运营，每年的蔬菜产量大约在100吨左右。

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家室内农场就是“模块化”（modular），Archisen联合创办人杨惠杰（35岁）认为这样的设计有利于农场快速的搭建、拆卸和搬迁，而且十分适合在城市环境下生存。

“如何提高食物产量并不是最大的挑战，问题在于提高市场上对本地农作物的需求。”杨惠杰认为，虽然政府目前正在鼓励本地农场的建设，粮食的生产力会不断提升，但若本地人不买本地生产的食物，僧少粥多的情况很可能会出现，反而会导致农场之间形成恶性竞争。

由于本地超过90%的食物是进口的，Archisen等新晋的科技农场无论在生产成本和产量上都无法取得优势。商务拓展高级主管江嘉莲（31岁）透露，公司生产的蔬菜自2020年4月起，以Just Produce为品牌在网上超市RedMart、杂货外卖平台PandaMart开始出售。然而，即便本地种植的蔬菜新鲜、价格亲民，但消费者还是倾向于选择更便宜的外国进口蔬菜，哪怕差价只有一毛钱。“我们须要提高公众对本地蔬菜的认识，它们不撒农药，不添加防腐剂，没有转基因，而且是本地种植、本地收成。”

在城市里建设农场不能拔苗助长，就和农作物一样需要发育和熟成的条件。杨惠杰认为，本地农产品的竞争力需要扶持和培养，每家农场也有属于自己的生长周期，这些都需要由时间和市场来决定。但与传统农场不同的是，农业科技公司更讲求工业化、智能化的高效作业，盈利周期也会比传统农场短。

农业科技既是一种经验积累，也是一种科学。杨惠杰不觉得自己是新一代农夫，相反，他们正在创造全新的职业，包括农作物科学家、农场工程师等。由于室内农场的设计是高度智能化的，他们不仅在优化农耕作业，也在发现新的农业知识。杨惠杰说，新科技的运用正在吸引年轻一代加入农业科技领域，目前公司里大部分的员工都是20岁至30岁的跨学科高等教育人才。杨惠杰说，公司目前仍在招聘相关人才，也希望鼓励更多本地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新加坡的食物安全问题其实也是许多城市正在面临的问题，杨惠杰认为，许多一线城市的发展在不断扩张，乡村的土地资源正在不断被城市化，“我们想利用现有的技术，设计全新的生产手段来缓解城市的食物安全问题，不仅是针对新加坡，将来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