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动物标本流浪16年 访动物学家卓春梅

本地动物学家卓春梅，因为国家博物馆收藏方向改变，从1972年至1988年16年间，带着13万件东南亚动物标本，四次大搬迁。

她今年获得 “新加坡杰出妇女荣誉榜”，肯定她杰出的成就。

午后到靠近美世界的春田路卓春梅家，听她娓娓说着40年前，三番五次为数以万计的东南亚动物标本大搬迁的经历，像在回顾一页本地野生动物标本漂流史。这些历经几代人，自19世纪开始采集自森林，极为稀有、珍贵的动物标本，大多历经150多年的岁月沧桑，却差一点就要流落他乡或“死”无安身之地。

卓春梅今年荣登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SCWO）颁发的 “新加坡杰出妇女荣誉榜”（Singapore Women's Hall of Fame）。SCWO在2014年推出 “新加坡杰出妇女荣誉榜”，肯定本地杰出妇女的成就，同时希望以前辈妇女的努力和经历，启发年轻一代。

SCWO给予卓春梅的授奖词，肯定她作为动物学家和策展人，努力保护一系列来自“莱佛士动物收藏室”（Raffles Collection）的无价之宝；莱佛士动物收藏室是最大、最全面的东南亚野生动物标本收藏室。

从1972年至1988年，卓春梅亲眼看到，当时国家博物院“莱佛士动物收藏室”数目庞大的动物标本，差一点拱手让人，或面临被拆散，分置世界各博物馆陈列的命运。

因为工作关系，卓春梅在近20年里不但见证数以万计野生动物标本，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的命运，更参与及捍卫这些珍贵动物标本的保存与收藏。16年来，她与一支小团队，将这些居无定所的动物标本，一而再的大规模搬迁，使这些动物标本最后有机会落户目前的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

卓春梅1965年南洋大学生物系毕业，曾经担任两年教职，1972年考获新加坡大学动物系硕士后，申请到新大动物系任职，成为新大新成立的动物学参考收藏系列（Zoological Reference Collection，简称ZRC）主管至2004年退休。卓春梅退休后继续被委任为荣誉研究员，继续研究东南亚的水生昆虫，她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过去本地在保护本土自然遗产与收藏方面曾经出现不少问题，1970年代史丹福路旧国家博物馆因收藏与策展方向改变，十数万件动物标本差一点就要流离失所。

卓春梅说，1972年8月1日，她第一天到新加坡大学上班才被告知，国家博物馆的动物标本要搬到新加坡大学，要她担负起这项大搬迁的任务。

她说：“博物馆的莱佛士动物收藏室是国际著名的野生动物标本收藏室，是公认世界最好及最完整的东南亚动物收藏馆，藏品从东南亚各地采集来。不论是美国或英国的大博物馆，它们收藏的东南亚动物标本都不比这里的多和完整。尤其是鸟类、哺乳类动物，蛇、蛙、鱼类。很多标本是在150年前采集来的，现在因为城市发展，森林改变，很多野生动物已经非常稀少，甚至已经绝种，或被国家保护，不能再采集，显得更为珍贵。”

卓春梅说：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博物馆内的参考博物馆那么大，里面的动物标本那么多，各门各类的动物，从小昆虫到鸵鸟、大象、鲸鱼；美丽的鸟类、蝴蝶，各种各样珍贵的动物，都让我大开眼界，这些标本没开放给公众，是作为学者研究之用。”

她说，从19世纪殖民地时代一直到1972年，莱佛士动物收藏室共有13万件珍贵动物标本，包括著名自然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胡亚基、林文庆等人采集的标本。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动物标本，是动物学、科学学者研究的最佳参考材料。由于博物馆在1972年将“Raffles Collection”送给新加坡大学，新大于是在那时成立“动物学参考收藏系列”（ZRC）。

国家博物院于1887年成立，它最初称为莱佛士图书馆与博物馆（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两馆同在一建筑物内，楼下是图书馆，楼上是博物院。直到1960年博物馆和图书馆才分开。1969年，莱佛士博物馆改名为国家博物院。

有些人也许还记得，在1972年以前，到国家博物馆可看到老虎、黑豹、猴子、犀牛、熊、鹿、大象、鸟类、鱼类和蝴蝶等野生动物标本。1972年，博物馆因新发展方向，来自大自然的生物标本已不在收藏范围内，13万件弥足珍贵的东南亚动物标本，因此开始漂泊的命运。

仿佛命中注定，卓春梅自1972年以后，工作与生活仿佛也和这些百年动物标本捆绑在一起。 从1972年至1988年，在经费极少、人手有限的情况下，卓春梅努力张罗，将一箱箱超过百年的标本，在16年内担负起四次大搬迁。有一度，这些动物标本面临可能被拆散，分置到世界各博物馆，甚至被遗弃的命运。

卓春梅说，当时大学动物系对这些数量庞大的动物标本没太大兴趣，系内的学者们大多只想将标本用作教材。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认为，收藏及保管这些动物标本需要大量资金，又欠缺经济价值，因此不认为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遗产有多重要。

对于莱佛士动物收藏室动物标本的“漂流史”，卓春梅细说从头：1972年，国家博物馆将莱佛士动物收藏室的动物标本，送给新大动物系时，这些标本最先是一罗厘一罗厘的搬迁到亚逸拉惹路一带，存放在过去英军使用的“罗尼小屋”（Romney hut）内。那一次，卓春梅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前后安排60趟罗厘来去搬迁，才将一箱箱动物标本一一搬出国家博物馆。

罗尼小屋为锌板屋顶，中午温度可高达摄氏43度，对收藏动物标本极为不利，为了好好保存标本，卓春梅与她小小的团队花不少心力保护及修整这些几乎是逃过一劫的标本。四年之后，由于新大医院需要用到该地点，1976年，一箱箱动物标本又从亚逸拉惹路搬移到新大武吉知马校园及大威路（Dalvey Road）52号A。

倒霉的是，不过三年，一整批动物标本又在1979年被搬迁到南洋大学图书馆，但也不过安定了九年，由于南洋大学图书馆被用为南洋理工学院行政办公处，这些百年老标本又再次于1988年被逼搬迁，这一次搬到肯特岗校园的图书馆建筑物。

每一次面临动物标本的搬迁，卓春梅都非常心忧，担心这些珍贵的动物标本经过频繁的搬动会有所损害。当时她想：这么珍贵的标本为什么博物馆不要？在整理、编排标本的过程中，卓春梅不断参考很多文献与报告，得知前人采集这些野生标本的过程历经千辛万苦，而且有一些标本已有150年以上的历史。

那些年，当自己“保管”的动物标本一次又一次面临命运危机，动向不明的时候，卓春梅总要绞尽脑汁，向媒体、外国权威学者，以及外地博物馆发出讯息，她写了无数信件，向一些国际知名的自然博物馆报告这些历经两世纪的东南亚动物标本的行踪，目的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外来力量”发声，拯救命途坎坷的大批动物标本。

卓春梅有感而发：“这些年来各地学者的确帮了我很大的忙，每当动物标本居无定所或有可能被遗弃时，我就会写信给欧美的一些博物馆和学者，告诉他们，动物标本面对的命运，结果有些博物馆和大学果真表示有意购买，例如美国自然博物馆就曾经来信说有兴趣收藏。”

1998年，ZRC改名为“莱佛士生物多样性研究博物馆”（The Raffles Museum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RMBR）， 2015年4月18日，本地首个也是唯一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幕，原收藏在RMBR的百年东南亚动物标本，也就成为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品。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耗资4600万元打造，获李氏基金及社会人士支持，可说是一所“人民的博物馆”。因为卓春梅的坚持和努力不懈，十数万件曾经居无定所的东南亚动物标本，终于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回首漫长的陪伴动物标本漂流的历史，卓春梅不无感慨的说，她一开始就了解这些动物标本的稀有和珍贵，因此尽管一次又一次的搬迁工作非常艰辛，每一次搬迁又要花费心力去联络海外学者、专家，让他们了解这些动物标本的去向，可说都耗尽心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知道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因为无论如何，这些来自19世纪的东南亚动物标本必须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