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面临两种选择：一，留在国内。在家的黑白颠倒网课，凌晨三点对着电脑屏幕谈荷马，没有社交活动，没有艺术展，没有戏剧表演，没有社团；二，去美国。在宿舍的自闭网课，对着电脑屏幕谈荷马，哥特风格的食堂即外卖自提取餐点，没有社交活动，没有艺术展，没有戏剧表演，没有社团。
疫情使然，在家闭门造车四个月之后，我决定再做一年“失学青年”。
电脑上贴好了Yale Class of 2024，2月还在新生群里跟美国同学说“开放日玩得开心”。到了4月，被通知开放日挪到线上的我悻悻地想，没事，反正离开学还有四个月。
四个月之后，我还在家。
似乎没有一个“意识到好像不能开学”的截点。对于中国大陆SM1项目来新加坡的留学生（读作：同届中的“老年人”），再加上初院毕业到大学开学之间的八个月，已经生生比人家的时钟慢走了两圈。但疫情地图上的深红色不断蔓延，去美国，似乎从普通的“上学”变成了什么大型单机真人冒险游戏。yale.edu收件箱里的邮件从欢快的“Discover Spring in New Haven” 降调变成了一封封冗
长的 “Yale's Response to COVID-19”。其他学校纷纷出台2020秋季开学政策，每天，Zoom University都在扩张声势。
没什么意外，耶鲁宣布分批开学，线上课程为主，明年春季大一学生强制远程。一个住宿学院的院长给学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This year, Yale will not be the same anymore.”
国际学生面临两种选择：一，留在国内。在家的黑白颠倒网课，凌晨三点对着电脑屏幕谈荷马，没有社交活动，没有艺术展，没有戏剧表演，没有社团；二，去美国。在宿舍的自闭网课，对着电脑屏幕谈荷马，哥特风格的食堂即外卖自提取餐点，没有社交活动，没有艺术展，没有戏剧表演，没有社团。
哈耶普斯麻五校的中国大陆学生组织了在北京、上海等地一起租房stayaway，似乎能弥补一定的社交空缺。但是，我知道自己缺少的东西比社交更多。
防疫大门不出期间，我已经把自己埋在——或者说是我被迫埋在——书、线上课程、电脑前，美学、艺术史、基础编程，乱七八糟有用没用的知识，脑子像常年浸在高汤里的馒头疯狂涨大，似乎知道了很多，但一受现实的挤压也就不剩什么。
《心灵捕手》里，肖恩对年轻的威尔说：如果我问你艺术，你可能会提出艺术书籍中的粗浅论调。有关米开朗基罗，但你连西斯廷教堂的气味也不曾嗅到？我问你何为爱情，你可能会引用一首吟风弄月的十四行诗，但你未试过全情投入真心倾倒。你是个孤儿吧？但你认为我能了解你的痛苦，就因为我读过《雾都孤儿》？
当口罩盖住了我们的嘴，人只剩眼睛。但我以为看见了什么，就因为读过《人类简史》？我以为了解疫情，就因为学过加缪？“知识”，我那些轻飘飘的知识。纸上得来的书名、课程名、漂亮的概念，空有胀大的头脑，身体却跟不上运作。我想我该走出沾沾自喜的泡泡，越过自诩无所不能的想象力，睁开眼睛，看一看、摸一摸这个生活了20年，却只作为背景存在的世界。
知易行难。好像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内嵌的谷歌日历，且能够和身边的人自动同步，知道什么时候该和别人一起上学、休假，一起毕业找工作，恋爱结婚生孩子。如果不是几位勇吃蝙蝠的壮士，可能也就一直这样下去。现在，当我看着复工复学，仿佛逐渐恢复按部就班程序的城市，纷纷奔赴学校的同龄人，也会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真的“正确”，是否“好”。这一年，这样过是否值得？
我们总开玩笑地说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风口上。也许没错。当时代决定不再循规蹈矩，我就不能再用“我本应该......”的句式来判定行为的意义。我一直觉得生活是考试。现在就好像是考试考到一半，忽然发现评分标准变了。或者，评分标准根本就消失了。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场考试。
这是我的选择。本来写满题目的答卷变成了一张白纸，一夜间我不只要回答，还拥有了提问的自由。
自由是沉重的，赫胥黎笔下的人们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让人无法忍受的快乐之轻。自由，不是在游乐场里选择玩旋转木马还是卡丁车，而是在忽然消失了边界的麦田里，一个人选择、面对前方所有景象。
“我是否有承担自由的能力？”瘫在公交车后座的工作日夜晚，在周五晚和新朋友畅聊的音乐声，上车前两小时规划的旅行，还有，周末正午，冥想结束后睁眼，抬头看见陌生城市远处陌生的山里，陌生的保俶塔。新洗好的白色T恤在房檐下如鱼得水，轻轻翕动。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年时间，写下第一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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