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拾荒老人 隔着纸皮知冷暖

在这座繁华的城市，有一群靠着捡纸皮为生的边缘人。别人眼中的垃圾是他们手中的宝贝。这群年长者，不靠施舍，也不乞讨，用自己的双手捡纸皮维持生计。佝偻孱弱的身影穿梭于大街小巷，成为都市的一个逗点，在张张纸皮与日日奔波中感受人情冷暖。

2月中《联合晚报》报道一名26岁的商业管理学士，因为父亲动手术，担心母亲太辛苦，所以成为全职加龙古尼（Karung Guni，旧货商），跟母亲在文礼一带捡纸皮。她告诉记者，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星期做足七天。除了体力考验，还得承受旁人的异样眼光和指指点点，以及“你看她是捡纸皮的”的冷嘲热讽。

这些有意或无意的歧视，令许多捡纸皮的年长者感到自卑；加上一生命运不顺遂，更教他们选择隐藏在这座繁华城市的一角，宁可被遗忘。

天未亮，在惹兰勿刹大街上已见到Uncle Seng忙碌的身影，推车轮子吱吱的声响划破寂静的夜。十多年来，60多岁的他每天凌晨4点半就到住家附近收纸皮，赚取每个月约500元的生活费。残破的超市推车走在粗砺不平的马路上，犹如他磕磕碰碰的人生，虽无力却还是得向前走。

Uncle Seng不是没想过买一台平板推车，但负担不起。每天他为附近一家商店丢弃一叠叠湿答答的纸皮，只为换取一碗白米饭。没有太多埋怨，他说这是命，有些人富，有些人穷。

相较于孤家寡人的Uncle Seng，背负家庭重担的捡纸皮年长者，脚步就更沉重了。

勿洛不愿具名的72岁阿婆，儿子不顾家，女儿失去联络，丈夫不能言行。为了负担丈夫在老人院的费用，她每天从下午2时工作到晚上11时。

另一名在宏茂桥活动的60多岁阿婆，家人在意外中去世后，留下她和一名儿子，她靠着一张张纸皮好不容易把儿子供上大学，继续埋头苦干，因为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

站在阳光背后的他们，一般都不想多谈，也不愿曝光。记者通过义工联系上方金兰（71岁），她虽同意接受访问，但回答问题时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采访这些捡纸皮的年长者，约见面的地点都是组屋或店屋的后巷。他们没有特地等待，即使见到记者，手上的活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和方金兰约好下午两点，她的平板推车已叠得高高的，准备推到附近的万达街（Banda St）去卖，不过愿意停下来聊一聊。

以前因照顾孩子，方金兰不能做固定工作，只能接捧菜或工厂散工。几年前她在牛车水一带的小食店找到洗碗兼职，后来转为全职，从上午10点做到晚上9点，她趁下午3点至5点半的休息空档，到附近捡纸皮。

既然有全职工，为何还要捡纸皮？她淡然回说：“牛命。多一点收入，可以买东西吃。”问起家人时，方金兰的手指一直在抽拔一旁植物的小枯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神漠然地看着前方，最后吐出一句：“有啦！（孩子）多少有给一点。”

整理一下情绪后，她又说：“（捡纸皮）也算是帮忙分类，搬到另一边，不然全部就当垃圾丢掉了。资源回收商每逢一、二、四和五会到牛车水来，其他时候我就把纸皮推到厦门街。每天至少有一车，卖几块钱。我不知道一公斤多少钱，没有问，怕被骂。”

采访当天是星期四，方金兰没有上班，她还是如常到后巷报到。问了几次她家住哪里，只含糊地说在附近。

看时间差不多，方金兰推着平板推车横过大马路，走在中央分界堤边；车辆从她旁边呼啸而过时，让人忍不住为她捏一把冷汗。瘦小的身板泰然自若地把车推到组屋后巷，靠在墙边，然后说要倒回去再收一车。

资源回收的罗厘大概下午3点半到，已在等候的年长者陆续把推车上的东西搬去称重售卖，换取现钱。原本以为就零星的几人，没想到不断有人从四方八面推车出现，有些还来回推了几车。一开始是纸皮、纸张和报纸，接着出现铝罐、臭铁和铁架，罗厘一下子就装满了。

半个多小时过去，方金兰还没有回来，现场只剩下她的推车孤零零地留在原地。最后，同行帮忙称重把纸皮卖掉。

几天后，回到同个地点。下午约4点钟又看到熟悉的身影，方金兰穿着小食店制服，戴了一对中间有颗绿石、周边围了晶石的大耳环。记者赞说漂亮，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假的啦！”这一笑仿佛把距离拉近了。

卖完纸皮后，方金兰走过来小声地问：“你们有没有帮人找地方住？”原来她目前寄住在朋友家，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休息日她也出来捡纸皮，至少活动空间较大吧！

没有追问太多，毕竟每一名推车者背后的故事，就跟他们所收集的纸皮一样层叠复杂，能够帮忙厘清自然好，否则很容易一碰就倒。

巴刹和小贩中心是捡纸皮的另一块“宝地”。住在红山巴刹附近的王振吉（79岁）和谢桂兰（68岁）夫妇，已在这里活动十二三年，上午10点红山巷第79座巴刹后方已堆积了好几车纸皮。

王振吉的右眼视力不佳，听力也不好，但身体很硬朗，一个人推一大车比他还高的纸皮，看来也游刃有余。他说：“我做搭棚40多年，年轻时眼睛因工作受伤，当时没有管它，没有想到老了越来越看不见。60多岁就没有搭棚了，可是坐在家里会死，要出来晒晒太阳，爬上爬下做运动。”

因为丈夫的坚持，谢桂兰也只好加入，但她有三高，不能久站，多数时候是坐在小凳子上帮忙把纸箱割开摊平和整理纸皮。

她朝正在忙碌的王振吉嘟了嘟嘴小声埋怨道：“他要做我也没有办法，不能没有人帮他。有些纸皮很肮脏，人家把垃圾丢在上面，还淋到咖啡，我叫他不要捡那些肮脏的，他都不听。有些人会感激，跟我们笑笑，有些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人看。”

王振吉的心放得很宽。他认为，这份工作至少不用看人脸色，靠自己的劳力赚钱。夫妇俩不时也有感受到温情，有人会送他们茶水、水果和糕点，有时会收到一些现钞。

凌晨的巴刹灯火通明，王振吉夫妇的一天从清晨四五点就开始。他们趁早收集小贩拆货后的纸箱，否则清洁工人开工时就会把纸箱全收掉。早上约七八点钟他们基本上已完成第一轮工作，把整理好的纸皮放在一旁后，两人会回家休息，间中王振吉还会到附近“巡视”几次。

资源回收商不是每天都前来收纸皮，时间也不固定，因此有时回收商会打电话通知谢桂兰回收的日期与时间。一公斤纸皮约可卖1角钱，一次大概可以卖200公斤，也就是有20多元。

记者要求到他们家去，谢桂兰原本说家里很乱，孙女在睡觉，最后这对善良又心软的夫妇还是把记者领到他们的两房式租赁组屋。

没有他们所说的杂乱，倒是有好些摆满物品的架子。王振吉还蛮引以为豪地说，那些架子都是他捡到后修好的，还很好用。他告诉记者，以前住在红山，20多年前搬到这间租赁组屋，月租和杂费约80元。

“赚得不多，以前要养孩子，买不起房子。”他们育有三名儿女和十多名孙子，不过夫妇俩的生活费主要靠捡纸皮。聊着聊着，王振吉走到厨房窗口张望，原来透过窗口正好看到巴刹，他指着一个方向说：“他们每次会把纸箱放在那边，我看到就下去捡。”

临走前，谢桂兰拿出手机滑一滑，屏幕出现一名可爱的小女孩，她一脸满足地笑言：“这是我的曾孙。”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两个老人家手上有钱，心里踏实，这其实就是许多捡纸皮年长者的写照。

戴着阔边布帽，穿着长袖外衣的林珠娥，脸庞被两侧垂下的面巾遮掉一大半，身形娇小的她，不细看还真不知道她已经81岁。最难得的是，身边的人很容易被她的乐观开朗所感染，差一点忘了捡纸皮是件苦差事。

林珠娥原本在医院当助理近40年，70多岁退休前还跟着救护车载送病人，上下救护车完全难不倒她。五六年前从工作岗位退下后，赋闲在家一年多，她回忆道：“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看电视，坐到整个人都累。”她从住家窗口看到有人在捡报纸，想想自己也可以这么做。

从林珠娥位于宏茂桥10道的住家推着整车纸皮，走到宏茂桥第二工业区的纸张回收公司，距离超过一公里。虽然路途还算平坦，却也得穿过中央高速公路地下行人道和一些小斜坡，对身高1.5米多的老人家来说难免吃力。一车纸皮卖不到7元，林珠娥还是笑呵呵的。

记者跟随她推着空车回家，一路上见到几个同行，他们都相互打招呼和聊上几句。到她家组屋楼下时，看到两名同行坐着休息，她随即说包了五香，等一会拿给他们吃。

走向电梯时，林珠娥火眼金睛发现垃圾桶旁的“宝贝”。她迅速把报纸和纸皮放到推车，然后拿起一袋旧衣说：“这些不可以卖，不过可以拿去收纸皮那边‘donate’（捐），他们有帮忙收。”

让记者睁大眼睛的是，林珠娥轻巧熟练地一手提起一张丢弃的麻将桌，搬到另一个角落，接着说：“我傍晚有空时才下来拆桌子的脚去卖，我最厉害拆东西了。”

林珠娥的三房式组屋是自己买的，她有一对子女，目前和孙子同住。谈到让她操心的儿子时，她不禁悲从中来，说着说着就落泪了。话题转回捡纸皮时，她皱起的五官才渐渐舒展开来，还分享说偶尔有人会给她10元，好几次有人停下车递上50大元，让她又惊又喜。

“也不是我很厉害捡纸皮，是有很多人帮忙，他们知道我在收，特地拿到组屋楼下来。女儿一直劝我不要做了，若发生意外的话，她有三个孩子，没有办法照顾我。所以我只在附近几座组屋捡纸皮，不敢走太远。也不是每天做，累的时候就不去。每次她打电话说要来我家，我就赶快收拾干净，不让她发现我还在捡纸皮。”林珠娥说时一脸俏皮，像偷了糖果吃的小孩。

她的女儿岂会不知？大概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随母亲的心意。

林珠娥的故事，代表着另一群捡纸皮年长者。这或许不是一份他们赖以维生的工作，却带给他们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意义。

一公斤纸皮只能卖1角钱，听起来有些“刻薄”，其实价格已经不错。2019年时纸皮收购价一度从原本的一公斤2角，跌至5分钱，因为中国逐步禁止收购塑料、金属和纸张等“洋垃圾”，买家只剩下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地。当时一些业者甚至是“倒贴”收购纸皮，让年长者可以维持生计。

据了解，本地也出现一些有规模的捡纸皮组织。这和以往个人之间的“抢地盘”模式不同，而是一组四五人集合后，分散到不同地点捡纸皮。这些人相对年轻，手脚也比较快，甚至愿意以更低价格把纸皮卖给资源回收商。这间接打压收购价，摊薄捡纸皮年长者的收入，但老人家也无可奈何。

记者发现大多数捡纸皮的年长者其实并不清楚收购价。他们有些像方金兰那样抱持不敢多问的卑微心态，有的则想着只要有人肯收，卖得出去就好。

一名蔡姓资源回收中介商告诉记者，他从事这一行20多年，每天会把罗厘开到两三个地点，收满后载到大士卖给总公司，总公司处理后再出口。原本他一直在牛车水一带驻点，因道路工程而撤离，不过，他后来又回到老地方见老朋友。

“几年前行情很差，总公司只跟中介商收一公斤5分钱，中介商还要给他们（捡纸皮的）3分钱，赚两分钱连费用都不够，所以当时原本到这里收纸皮的罗厘就不来了。认识我的老人家问我可不可回来收，不然他们要推到很远去卖。”

一名行动不太方便，以电动车代步的捡纸皮阿婆在旁听闻，随即接话：“是咯！我们叫，他就来。他很好，什么都收。”

蔡先生也很感慨，因为牛车水一带捡纸皮的年长者多是比较穷困，早年还有很多是红头巾和蓝头巾，年纪大了只能靠捡纸皮换取三餐。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尽量给他们比同行高一点的价格，希望能够拉高市场的收购价，多少帮忙这些老人。”

收购林珠娥的纸皮的那家纸张再循环公司，因为没有经过中介商，所以收购价会比较高，还有白纸黑字的单据。

根据林珠娥提供的3月初的单据，纸皮一公斤1角8分，旧报纸一公斤2角，黑白纸（打印文件之类的）也是一公斤1角8分。旧报纸的收购价较高，但数量较少，比如林珠娥一个推车有27公斤纸皮，却只有7公斤旧报纸，所以相对来说收纸皮还是比较划算。

最让林珠娥高兴的是，这家纸张再循环公司每天都会准备一些食物。她说：“我们去卖纸皮的时候，可以拿一盒食物回来，有炒米粉、炒面，我可以当午餐。”一份善心换一份开心，在纸皮回收循环的整个金钱交易链里，还是温情处处。

当初会策划这个专题，缘起于认识了“Border Mission”这个有意思的非营利组织。

Border Mission发起人兼主席吴振华（62岁），本身是一名企业家，曾联合创办多家本地上市公司。他出身于马来西亚的小甘榜，小小年纪就收破烂帮补家用，16岁到新加坡的第一份工是扫地工人。他深知贫苦和弱势的最底层经常被忽略，因此在2014年成立这个组织。

组织以往主要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部落活动。冠病疫情期间，组织于去年10月开展在新加坡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协助捡纸皮的年长者改善日常生活，并选择以赠送平板推车作为起步。

组织的国际董事李美羚说：“推车是这群老人的主要工具，但一部好的推车要100多元，所以他们一般上会捡别人丢弃，轮子有点坏的来用，这样很容易翻车。一些有围栏的推车也装不了太多纸皮。”向捡纸皮年长者了解他们的需要后，组织总结出一款日本制造的平板推车最适合，于是向进口商订了100部，每部零售价约140多元。

目前组织已送出约100部平板推车，距离1000部的目标还很远，活跃义工许伟伦解释了个中的挑战。

“要找到这些捡纸皮的老人并不容易。一般上他们都是凌晨就出去活动，义工们得牺牲睡眠守株待兔。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大，也不固定，一开始时我们守了一天也只看到一两个。此外，他们可能对人有戒心，要多相处后他们才愿意多说话。他们很多没有联络电话，约好了也不一定会出现，很多时候是要碰运气。”

组织目前的活跃义工约有四五十人，按17个地区分组，每组三四个人，去寻找和接触捡纸皮的年长者。

在与这些年长者相处的过程中，叫许伟伦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是‘这是无本生意’。真的，尤其是对于没有太多生活技能的老人来说。只是看到他们推着叠得那么高的纸皮过马路，会替他们担心，有时纸皮会掉落。也有读过捡纸皮老人发生车祸的新闻，很难过。”

长时间相处下来，虽然无法给予太多物质上的回报，捡纸皮年长者的一句说话、一个笑容，就是义工最大的满足。许伟伦分享道：“Uncle Seng虽然话不多，可是很善良。我陪他捡纸皮，还说可以一起吃早餐。他却一直催我回家陪孩子，因为他知道早上我要送孩子上学。”

Border Mission接下来除了赠送平板推车，也会向年长者介绍更多可以收集变卖的物品，如塑料罐、线圈和铜器，也将教导他们把比较值钱的金属分拆出来，以增加收入。此外，组织也在联系更多旧货商、中介商和资源回收商，希望他们能够参与计划，给予更高收购价。

吴振华经常亲自参与活动，和年长者打成一片。他说：“我们也在教育公众，积极改变人们对这些年长者的称呼，从‘捡纸皮的’到‘城市环保者’，家人也会为他们的工作感到骄傲。尊严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这些老人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所从事的工作是再循环垃圾，很环保，协助维持一个健康绿色的环境，很值得人们尊重。”

有兴趣加入义工行列者，可浏览www.bordermission.sg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