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台湾唯一合法的天灯施放地点，平溪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人并带来大笔旅游收益。由于一般天灯的骨架使用铁丝和胶带，再加上不易分解的天灯纸，熄灭后的天灯无疑成为平溪地区棘手的垃圾问题。
不久前，邵瑷婷（24岁）与一群朋友到熙来攘往的“天灯故乡”——台湾新北市平溪老街放天灯。写上祝语后，点燃的天灯冉冉升起，祈福的火光升空。但没几分钟时间，整盏天灯就在空中燃烧殆尽，连常见于一般天灯的铁丝支架都不见踪影。
这盏天灯可不是因为风势才起火，而是由邵瑷婷和其团队精心设计的，升空五分钟后会完全燃烧不落地的全纸制“环保天灯”。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人提出解决方案的话，天灯这个传统文化会因为跟环保价值抵触而被禁止，而传统文化消逝不是我们乐见的。”谈到研发环保天灯的目的时，身为台湾“文化银行”创办人之一的邵瑷婷这么说。
文化银行是由四个平均年龄25岁的台湾交通大学毕业生在2016年成立的网络平台，通过专题报道和特写唤醒台湾民众对消逝的传统工艺或文化历史记忆的重视。
邵瑷婷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天灯是代表台湾风俗的重要意象，也是少数能够跃上国际舞台的文化象征。每年元宵节举办的天灯节，就曾荣登《国家地理频道》全球10大冬季最佳旅游首选，更被《探索频道》列为世界第二大夜间嘉年华庆典。
而作为全台湾唯一合法的天灯施放地点，天灯每年都会为平溪吸引大批游人和旅游收益。有媒体估计，天灯产业每年可为台湾带来3亿元新台币（下同，约1345万新元）观光财，不但增加平溪居民的就业机会，也为年轻人返乡提供经济支持。
然而，在天灯的美丽意象背后，却是挂满山林、触目惊心的天灯“残骸”。据报道，台湾每年施放三四十万盏天灯。由于一般天灯的骨架使用铁丝和胶带，再加上不易分解的天灯纸，熄灭后的天灯无疑成为平溪地区棘手的垃圾问题。
虽然新北市政府每年花费上百万元推行回收机制和“净山”活动，以每个天灯六七元的价格鼓励居民回收天灯的支架和具有防油成分的宣纸，但回收率一般约七成，这意味每年仍有数十吨的天灯垃圾残留在北台湾的深山里。
因此，要求严格管控施放数量与方式的台湾环保团体，多年来总是与执政当局展开保护环境与发展旅游业的角力战。随着民众环保意识日益提高，新北市政府每年在岛内推广天灯节的力道相应趋弱，反而把目标转向外地游客。不过，对邵瑷婷来说，环保与文化之间其实存在妥协空间。她说：“设计环保天灯，就是希望在环保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台湾环保以民间力量为主政府政策为辅
文化银行的环保天灯计划，无疑凸显台湾长期对环保的重视。上月，环保署公布《台湾海洋废弃物治理行动方案》草案，抛出包括吸管、饮料杯、购物袋和免洗餐具这四种一次性塑料的减用时间表，力拼“2020年内用禁用；2025年以价制量限用；2030年全面禁用。”
台湾的“限塑”脚步遥遥领先美国和日本。相比之下，同在亚洲的新加坡仍不考虑对塑料袋收费，政府表示这是因为禁用塑料袋或对塑料袋收费等措施，均无助改善环境，最佳解决方法是鼓励可重复使用的环保袋或食物容器。
“台湾都会区的环保观念和行动在亚洲应该可以排在前三名。”从事环保工作20年的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秘书长陈瑞宾告诉《联合早报》。他指出，台湾关注环保三四十年，以民间环保力量为主，政府政策为辅，一般民众都愿意配合。
陈瑞宾提到，虽然市井小民对环保政策不是没有怨言，譬如垃圾费“随袋征收”（民众须预先购买指定垃圾袋，以鼓励民众减少制造垃圾）的政策当年一推出就遭遇强大的反弹声浪，但经政府坚持和环保团体倡导后，终于被民众接受。陈瑞宾说：“我们从小受教育就明白要珍惜资源的道理，而且台湾人普遍有个心态，只要是对的事情就会把它做好，环保就是一例。”
基于这个理念，文化银行团队共耗时近两年才设计出最有效的环保天灯。文化银行原先集合了化学、机械工程师和工业设计师，并与在地师傅讨论，前年开始研发，半年后推出第一代环保天灯，天灯底部采用竹框和鞭炮线取代铁丝和胶带。但为了制作可完全燃烧的天灯，团队再历经一番脑力激荡，一年后才设计出以回收纸浆为底座的第二代环保天灯，升空五分钟或飞行到500公尺高度后，便会开始自体燃烧成为灰烬。
网络集资生产环保天灯
文化银行正在网络集资，期盼募到150万元就开模生产，截至3月14日已筹得106万元，距离集资计划期限不到40天。如果金额到期限时仍不足，整个计划将宣告破局，但邵瑷婷指出，团队将继续寻找赞助商，让环保天灯计划得以落实。
然而，即便募资达标，环保天灯量产后的价格仍比每个150元的传统天灯高出一倍多。此外，平溪的天灯店家也未必支持，以免环保天灯打乱传统天灯的生产和供应生态，靠回收天灯垃圾维生的平溪居民也将受冲击。另一方面，认为施放天灯毫无意义，呼吁禁放天灯的反对者也不愿支持，尤其当环保天灯燃烧后仍会排放1.28公斤的二氧化碳，碳足迹不小。
关注环境课题的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副教授廖桂贤在面簿贴文说：“愿望，能不能以不伤害环境的方式来许？我想，总有一天，这样的活动是会被限制的。平溪若要永续发展，是否应开始思考走一条破坏性较小的路？我认为，不能只是把天灯换成比较‘环保’的天灯，而是创新出另一个让人们许愿的活动。”
但邵瑷婷也认为，完全禁止是“最差的解决方案”。她说：“当我们一直往这种一遇到问题就要禁止的方向前进的话，其实对我们下一代来说，他们就会损失很多解决问题的机会，或让情况变得更好的机会。”
（记者是《联合早报》台北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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