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谢松辉: 对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淡马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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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周年,但就在这个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中国也进入与美国经贸关系异常紧张的一年。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战,z中国国内经济减速,加上各种对中国改革前景的质疑,让中国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

在这股潮流之中,由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的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却看准时机,在行动与理念上对中国做出信心投票。

谈到西方世界嫌中国改革“不够快”时,淡马锡总裁兼首席运营长谢松辉最近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对任何国家来说,改革与开放都是个过程,全球都希望所有国家都快一点,但其实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人口众多,要改革的方面是很复杂的。”

他进一步阐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到很大成就,但也面临困难,一些行业可能面对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尽管中国政府的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但是针对具体问题,政府会非常小心地处理,以免因不慎而产生经济进一步失衡的风险。

秉持上述的理念,再加上多年来见证中国政府始终在努力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投资中国市场14年的淡马锡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抱有信心。

谢松辉说:“我们认为它会做得到,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会做得更快更好,但(改革工程)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与谢松辉的专访,是在淡马锡新加坡总部的会议室进行。这家由新加坡财政部独资拥有的投资公司成立44年来,复合年化股东回报率高达15%,使它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声名显赫,也成为新加坡的品牌。

与淡马锡傲人的成绩相对的,是总部内的陈设与装修简单朴实,这也许更契合淡马锡稳健保守的投资策略与风格。

2018年的公司财报显示,按地理区域分,淡马锡在中国区的投资组合占比为26%,超过投资组合净值的四分之一,仅次于对新加坡投资组合的27%。淡马锡在美国的投资组合,只占投资组合净值的13%。

在解释各区域的投资分布时,谢松辉说,上述比例是淡马锡多年投资累积形成的,而不是先对全球各地制定投资目标再来执行。

他说明,从2002年开始,淡马锡对于在新加坡以外的投资项目,注重的是四个方向:转型中的经济体、增长中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显著的比较优势、新兴的龙头企业。

谢松辉说:“我们的投资方向跟策略是以这四个目标为指导。我们一开始在中国投资的时候,转型经济体、中等收入人口增长,新兴的经济体这几个方向,中国都是相关的,所以多年后,投资组合的分布就是财报中显示的结果。”

他补充,占26%的中国投资组合,所统计的不仅是淡马锡所做的直接投资,其中也包括淡马锡旗下新加坡公司的中国资产。另一方面,谢松辉解释,淡马锡在评估风险时,不止是看目标企业面对的风险,也看区域的风险。

他也指出,淡马锡的投资组合,每年看似没有什么改变,实际上改变蛮大。2011年时,淡马锡意识到全球的经济体、企业发展都在转型,因此在投资时强调要注重四个方向:科技、生命科学与综合农业、非银行金融如保险、支付,特别是电子支付方面。

他举例说,2011年,淡马锡的投资组合中,上述四个方面只占5%,大约90亿新元。今年3月,这四个领域已经占投资组合的26%,相当于800亿新元。“增幅是蛮大的,我们投资组合在这七八年里的转变是蛮大的。”

至于对中国投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的形成过程,谢松辉忆述,淡马锡对中国的投资之旅始于2004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三年后,当时的投资对象最主要是银行业,之后再扩展到房地产。

为什么是这两个行业呢?谢松辉解释,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还刚刚开始,外资“要投也是不能投”。中国最早能上市的金融企业是银行,淡马锡也就因而有了投资的机会。银行与房地产这两个领域,也正好反映中国经济逐步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过程。

他说:“金融的流动、贷款,都是经济活动的反映,我们投这两个产业,其实是在投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是第一个发展的时期。”

2005年,淡马锡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建设银行,以及非“四大”的民生银行后,又大手笔入股“四大”中的中国银行,引起各界瞩目。

有中国媒体计算,当年淡马锡在这三家银行的投资达到40亿美元;如再加上将来建行首次公开售股(IPO)时的10亿美元投资,淡马锡对中国银行业的总投资规模达到50亿美元,成为外资机构在中国金融业最大规模的投资,也是淡马锡在海外金融领域的最大投资。

淡马锡作为战略投资者大举买入中国国有银行股,被认为对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一次信心投票,同时也被期许能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引介到中国。

淡马锡投资中国的“第二个时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也造成了一些供过于求的局面。当这个阶段过去后,中国力推经济转型,希望将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为消费驱动型增长,就给了淡马锡进军中国消费领域的机会。淡马锡进入了中国保险领域,入股平安保险。

再之后,淡马锡瞄准中国的电子商务、消费与创新领域,共享经济领域,投资对象包括阿里巴巴、美团点评、滴滴出行。根据公司的投资策略,淡马锡也重点涉入中国的医药科学领域。

谢松辉形容:“特别是在这个方面,中国最近的发展是很有正面的成果,百济神州、信达生物,他们不久前已经上市。”

随着中国中央政府重视人工智能与电动汽车,又是外企带来新的机会,淡马锡很快就投资到相关领域的领先企业商汤科技、蔚来汽车等。

谢松辉说:“我们的投资策略,都是随着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而改变,如果我们做得好,就投得比较早,比别人看得早,做得不好就是跟着别人。我们最希望做的是,人家还没有看到我们先看到。”


“新加坡与中国体系不同,新加坡能做的,中方可能做不到;新方想学中方的,新方可能也做不到,因为彼此的法律体系不相同,但交流对双方面都有帮助,所以淡马锡很积极、也很乐意进行。”


谢松辉:投资风险大回报要求也高

采访过程中,谢松辉没有透露淡马锡在中国市场的具体回报率。但这些年来,中国媒体不时用羡慕甚至是酸溜溜的语气,报道淡马锡在中国的斩获。

投资机构当然需要牟利,但回报高也会招致眼红,被问到淡马锡在中国的回报,以及怎么回应一些质疑时,谢松辉说:“我们做投资的,是要做长期、可持续的回报。不是说哪里有钱赚就去。投资回报跟风险的挂钩是很大的,风险越高我们对回报的要求就越高要求就更高。”

他问:“我们想想看,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在2004年就去投,那个时候银行是第一次上市,没有过去的记录,我们所负担的风险是蛮大的,理所当然我们对回报的要求是比较大。”

他也指出,淡马锡在中国市场的回报波动很大,但他不讳言:“中国对我们的投资组合的贡献率是很大的。”

同时,淡马锡也不只寻求投资回报,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投资对所在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帮助。

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过去10多年来,淡马锡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始终保持很好联系,促进双方对于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推进市场化、国际化的交流。

淡马锡也尽可能在投资对象国进行社会公益,淡马锡各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迄今惠及六万多人,重点是帮助当地民众提升能力、提升社会流动性。

谢松辉说:“我们并不注重捐款,因为没有持久性,我们注重教育。”


“发展过程中,一定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困难与挑战。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很关注负面的影响,尽他们的能力去解决问题。环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始的时候中国可能更注重经济更快速的发展,环保没有做得这么完善,看这几年,他们做得更加积极。你现在去北京,就非常不同,好了很多了。”


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

这次专访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淡马锡的投资经验为主题,与许多涉足中国的企业与高管一样,谢松辉对于改革开放给予高度评价。

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在40年里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造成了物品价格明显下降,人们的购买力提升,促进世界消费,“中国对世界消费的刺激的贡献是蛮可观的。

让许多人关注的是,为何美国今年如此强烈批评中国各种改革的不足,甚至扬言不惜放弃中国市场,很多矛头也指向中国国内,认为根源都在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对此,谢松辉说:“我会说这是一个全球发展的趋势,中国只是一个例子。”

他指出,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全球经济的平衡就在动荡中,一些国家为应对金融风暴所采取的措施,也加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导致了更多问题,于是出现英国脱欧,西班牙与意大利领导层频密更换的现象。这是中美矛盾激化的大背景。

他说:“当然,你不能说原因都在外国,中国内部没有问题。不过,中国一路来都说,我们可以谈;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能够心平气和坐下来谈,把问题逐步的解决掉。”

不过,当贸易问题涉及到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时,问题就更为复杂。美国跟西方国家采取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果,政府的作用只是监控,反之中国是由上到下的经济体制,要在两者中争论孰是孰非,谢松辉认为:“其实各自有不同的立场。不一样就有冲突,特别是当利益不平衡的时候,就会有冲突。”

与很大多数分析人士一样,谢松辉认为中美贸易战,核心还是两个大国在安全,科技发展领导力之间的竞争,国家战略的竞争。

在外部压力下,他也期许中国利用机会促进自己本身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榜样”与“模式”,在外国的批评声中推进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对外贸易进一步的开放,一步一步的改进。

至于贸易战是否会影响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决策,谢松辉回答,投资人要看得比较长远,比如人口老化现象,投资者可以正面地寻找更长的寿命所会带来的投资机会;在中产阶层增长的经济里,也可以关心消费升级带来的发展潜能等。

他说:“我们投资是看长期,看短期很难做,10年以上是很难看,10年是很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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