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胡同改造不是加加减减

北京胡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除少数为迎合旅游需要被商业改造外，大多数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剩下的胡同也因基础设施老旧，成为偏低收入者、流动人口以及年老者聚居的背街小巷。2017年，北京城市新规划出台，老城不再大拆大建，胡同保护迎来了转机。在新一轮的胡同保护与更新改造中，原住民不再被强迁，文创产业被循序渐进地引进，‘一街一策’为老街注入活力等改造思路获得肯定，但在重现历史风貌、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主旨目标下，胡同居民在轻忽中沦为文化旅游地的陪衬，普通人的日常被悄悄抹去。失去了老北京平民气韵的胡同，缺少了灵魂，只是外观光鲜亮丽的空壳建筑群。

扈成明（60岁）是杨梅竹斜街尽头樱桃胡同的原住民。自20岁起，他就开始跟父亲学做毛笔。2014年从毛笔厂退休后，因放不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制笔手艺，他与老伴张月华把自住的平房拾掇出来，开了家毛笔店。这间20平米的蜗居就成了两人烧饭、用餐、会客还兼工作室的“多功能厅”。

虽然室内的全部家具和摆设，在外人刚一推开门时就能一览无遗，老两口并不觉得这样敞开待客有什么不妥。有了小店的营生，他们不再在意居所的狭小局促，只是每每听到来访者感慨时，才会稍稍感到有些尴尬，不过，这短暂的尴尬随着越来越多游客、顾客的光顾很快就消散了。张月华淡然地说：“就是一名老工匠，能有什么奢望，如果能给老扈一间工作室就好了。”

在工作台旁专心做笔的扈成明一直默不作声，这时，他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把从各地挑选来、有着天然花纹的笔杆，摸起来有弹性的狼毫貂尾等材料一一拿出来展示。

笔店虽还没有响亮的招牌，但毛笔制作属于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与杨梅竹斜街文化历史街区的定位相契合，再加上扈成明对制笔工艺的精益求精，以及老北京人待人接物的热情，小店很快成为杨梅竹斜街上的网红。

杨梅竹斜街位于北京南城，连接着大栅栏商业区和书画古玩聚集地琉璃厂，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倾斜的街道。

在过去20多年城市大规模改造中，北京坐落着大量名人故居的胡同在大拆大建中消失，处于人口密度较高片区的杨梅竹斜街有幸得以留存。

资料显示，杨梅竹斜街在民国时期曾有七家书局在此，被称为当时的“出版一条街”。这里还有清末民初北京的高级综合商业娱乐场所青云阁，据说，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名人都多次来此消遣。

斜街61号是湖南酉西会馆旧址，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北漂”时曾暂居于此；清朝乾隆年间东阁大学士梁诗正的宅邸旧址位于25号院，如今都已看不到历史原貌，名人故居成了大杂院。

2011年，杨梅竹斜街作为老城保护的一部分，列入政府的重点更新改造名单。改造的目标是在不改变胡同肌理的前提下，遵循“真实性保护”原则，保留历史文化建筑与原住民，同时，通过房屋置换等手段，引进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将这条近500米的历史文化街道，打造成既有原住民特点又有自我生产能力的旅游产品。

在杨梅竹斜街上，除了有扈成明这样的传统手工艺人外，还有已存在400多年，与王麻子剪刀、王致和臭豆腐并称“京城三王”的王回回狗皮膏药的祖宅旧址。如今王回回的第21代后人在杨梅竹斜街66号的旧址上重新开起了济安斋书店，也售卖饮品与纪念品。

改造后的杨梅竹斜街要比一般胡同略宽，街面上没有打着老字号招牌的餐馆、店铺，也没有其他商业街区的吆喝叫卖声，一些颇具创意的时尚小店低调地似乎要把自己藏起来，让人一时找不到门面与招牌。

与北京一些整治后门面整齐划一的街区不同，杨梅竹斜街的街面看起来有些凌乱。一些住户门口堆放着不少有着年代感的老物件；有些居民家门口则码放着泡沫箱、脸盆等废旧器皿，里面栽种了小葱、蒜苗等。

这里的“杂乱”与乡土田园味儿似乎与规划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不那么协调，遛狗的大妈、衣着随意的大叔、推着买菜小车的老太，常常不经意地成为照片的背景。

在日常与时尚的混搭交错中，杨梅竹斜街逐渐成为文艺观光客新的打卡地。“最有烟火气”“最具文艺范”的标签悄然贴给了杨梅竹斜街。

与文艺观光客越来越浓厚的兴致相比，大多数原住民对新一轮的胡同改造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

一名李姓居民（58岁，国企退休职工）受访时承认，“公共环境好了，路面铺上了会呼吸的地砖”，可自家的生活居住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她指着背后看上去简陋破旧的门洞不悦地说：“都说我们这里有原住民氛围，乌央乌央的年轻人（外地游客）问我可不可以进去（房屋）看看，寻访历史痕迹、拍照。我能拉下脸拒绝么，可除了被打扰，我们又得到什么好处了？”

在杨梅竹斜街，自认为并没有从胡同改造中得到实惠的居民并不算少。毕竟能够有条件参与胡同经营活动的，像扈成明这样的传统手工艺人，或者作为老字号后代的居民，只是少数。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院副总工程师谢晓英主持的无界景观工作室，2015年开始在杨梅竹斜街66号至76号大杂院推行“胡同花草堂”公益项目。

谢晓英和她的团队发现，杨梅竹斜街实施环境改造以来，居民并没因公共居住环境的变化而感受到多少实惠，“文化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少居民普遍的反映。

作为景观设计师，设计团队曾专门为每户居民设计了花池，种上了竹子、灌木等观赏性花卉，然而没过多久，花池里的花卉大多被拔掉，居民种上了小葱、蒜苗、丝瓜等食用类植物。

团队组织的另外一个公益活动也未得到居民的积极响应。为帮助居民多一份收入来源，团队倡导居民通过包装自家栽种的蔬菜，把家庭种植进行品牌化，结果居民们仍是不想参与，也不想交易。

居民的这些行为，让谢晓英和她的团队陷入思考。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用社会公德和审美标准，或者老北京人的惰性来评判。因为，从居民对自己栽种的植物的细心程度来看，他们并非对花草不感冒，他们有基于自己需求的审美文化与传统，而他们的随性自在也与现代文明并行不悖，互为参照，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存在。

谢晓英认为，这种普遍现象并不独在杨梅竹斜街。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带来数量庞大的社会边缘人群。在北京，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一部分聚居在北京老城区内、看似贫民区的大杂院。

她说，在拔地而起的商业设施和新兴CBD“高尚住宅区”的映照下，旧城区居民无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快速的城市改造中，他们所在的街区却被“发展”所遗忘。

谢晓英受访时表示，花草堂项目就是希望通过建立以花草为媒的胡同花草堂，让大杂院不同的人群有个共同话题，从而缓解逼仄生活空间带来的生活压力。

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生活，居民通过种植，从植物的生长收获，从四季花开花落获得心灵慰藉，在对现实生活的默认中找到精神寄托。

新一轮胡同改造更新后，在越来越光鲜亮丽的公共空间和创意新潮的店铺衬托下，胡同居民自身的居住环境显得更加逼仄粗陋，是去还是留，他们愈发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

住在织染局胡同大杂院的费先生（72岁）担心最后由不得自己选择，不得不搬迁。他有些凄凉地对《联合早报》说：“北京城越来越漂亮了，可大杂院是越来越破落了，不相配，肯定不能这么长久地存在下去；可搬到五环以外呢，万一人不在了，都没人知道。现在好歹还有街坊邻里过来串门，出了事都有个照应。”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志刚受访时认为，胡同里大杂院的居住功能几乎已走到尽头，“按照现代社会对卫生间、厨房等的标准来看，胡同只能适应过去的生活方式。”

他说，不少大杂院的一些设施连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都达不到，“有胡同情怀的人，不少只是旁观者，偶尔路过的游客，不会在意生活上的不方便，而在大杂院里生活的原住民，是需要面对现实的生活。”

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出台，提出北京“老城不能再拆，通过腾退、恢复性修建，做到应保尽保”。

老城保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再像过去，任由地产商大拆大建，这一方面有利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但对寄望于拆迁改变居住条件的原住民来说，希望破灭了。

住在东二环附近的余姓胡同居民（60岁）失落地对记者说：“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拆迁，好换个大点的房子，现在彻底没戏了。”

她和父亲居住的大杂院，不到2000平米的院子住了70户，“按我们的收入，买房子肯定买不起，拆迁是唯一改善居住环境的途径”。

她说，现在住的20平米公租房，腾退也只能换到五环外的共有产权房，她叹了口气：“那也几乎把家底掏空，最后可能只有继续留下。”

虽说今天的胡同早已不是过去的胡同，而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胡同更新改造，无论引进怎样的创意产业激发活力，北京的胡同应该仍是北京平民文化的体现。

正如无界景观工作室设计师、花草堂项目主创人员之一的童岩在《安住·杨梅竹斜街改造纪实与思考》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一样，在技术升级、经济周期等因素影响下，终将被新兴产业所替代，只要平凡的生活还在，北京胡同就不会成为文化的“铁锈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