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4日“占中”期间，五名警察把参与示威的公民党成员曾健超抬到公园一个暗角拳打脚踢近四分钟，另两名警员负责把风。这一幕被电视媒体拍到播出，警察滥用职权的暴力行为引发香港社会及外界哗然。
这让人想起杜琪峰执导的电影《PTU》中，任达华扮演警长带领机动小分队在小巷中暴力逼问线人，险些闹出人命的一幕。
现实生活中，那七名警员后来被法官判处各入狱两年，曾健超也被控拒捕坐牢五个星期，判决彰显香港的法治精神。
曾是港人引以为豪的香港警察，是否已沦为一些媒体笔下的“黑警”角色？警队还是不是公正的执法者，或仅仅充当“一国两制”的捍卫者？
香港特区政府自今年2月开始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引发民间激烈争议，上个月短短四个星期内，数十万计的民众三度在星期天走上港岛街头游行示威，被前政府高官张炳良形容为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管治危机。这场政治风波在7月1日下午达到争议最高峰，有逾千名示威者暴力闯入立法会大楼大肆破坏；直到午夜时分示威者撤离、警方收复立法会大楼并完成清场，才暂告平息。
其实早在6月9日第一场反修例游行开始之前的星期五凌晨和下午，湾仔警察总部外的一辆冲锋车和跑马地警署就先后遭人投掷汽油弹。6月12日金钟发生警民冲突后，公立医院警岗24小时当值的警员，更沦为个别医护人员的“出气袋”，被辱骂为“黑警”“狗”。
发动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向港府提出五大诉求，除了要求林郑月娥下台负责，还要求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队是否滥用暴力。6月20日，警察评议会职方协会发表声明，指目前处理投诉警察的机制行之有效，强烈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月娥和警务处长卢伟聪也坚称没有这个必要。
社会弥漫“仇警”情绪
6月29日，港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证实，收到约200起警员投诉被人“起底”（人肉搜索）。警司协会主席陈民德称，有逾千名警员的资料被违法公开，更有警员收到“黑警死全家”“杀你全家”“有人不做做狗”等诋毁、侮辱和恐吓信息。警察评议会职方协会指出，从6月9日示威活动开始，前线警员承受异常巨大的压力，形容社会“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仇警情绪”。
香港演艺圈一向给人团结一致的印象，但这次艺人对警队观感却呈现两极化。6月30日，资深艺人谭咏麟（阿伦）、钟镇涛（阿B）、陈友、梁家辉、陈欣健、导演高志森出席一场支持警队的集会。谭咏麟上台致词时表示，看到警察遭受如此对待，觉得“再这样下去香港会没救了”。这番话引来黄耀明和何韵诗的反唇相讥，何韵诗更批评前辈“堕落原来可以如此没有尽头”。资深演员叶德娴也参加游行，但认为每个人有自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她不会指别人的选择是对或错。
警察是代表香港社会法治精神的具体象征，警察故事是许多电影、电视剧本中常见的题材。例如《警察故事》（1985）、《五亿探长雷洛传》（1991）、《无间道》（2002）和《PTU》（2003）等港片，都是警队公共关系科在不同时期与媒体合作的时代产物，反映了警队的公众形象曾经走过贪污、正义化身、亦正亦邪的类型变化。
港英政府留下的公务员体制，曾是港人面对中国大陆产生优越感的凭借，其中，警队在各纪律部队中最令港人自豪。然而自2011年以来，警队的政治中立性不断受到质疑；尤其在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爆发之后，“黑警”的字眼在港媒报道中越来越常见，警察与社会群众之间的互信基础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英殖民地政府要求警队保持“政治中立”，即不能与当时香港境内的中共和国民党势力有任何政治联系，但支持英国的保守党或工党则没问题。回归后，由港英政府公务员队伍组成的特区政府，并未就何谓“政治中立”进行广泛讨论和认真厘清，以致政府、警队、媒体和市民对此认知和理解不同。加上回归后，港人的公民意识觉醒，开始出现质疑法律条文、港府或中国中央政府的公民抗争行动。当警队面对公民抗争而不得不执法时，就动摇了部分市民的信赖。
例如，2011年8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港，便衣警察把屋苑示威者硬生生抬走；当李克强出席香港大学百年校庆，便衣警察未出示警员证而紧握记者镜头阻挠采访，并把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学生推入楼梯间。时任警务处长曾伟雄在警队内部调查相关投诉还未有结论，就抢先在立法会为涉事警员辩护称：“警员误以为记者是一个黑影，故用手挡了一下”，惹来舆论调侃。
“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稍后批评曾伟雄向警务处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施压，指他“打击调查信心和公正”；后来内部查明有关指控属实，认为有必要进行纪律聆讯，令曾伟雄极为难堪。监警会同年12月公布资料，在2011年至2012年度市民投诉警察的个案中，超过88%关于“疏忽职守”“言行态度不当”和“殴打”，其中有226起指控查明属实（平均每周4.3起），61项指控未能完全证实。这一年市民对警队满意净值再创新低，只有37%。
在目前“一国两制”框架下，特首必须经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立法会也只有一半议席直选，特首权威在泛民主派眼里缺乏“认受性”（正当性，即legitimacy）。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港岛及九龙地区街头上演的“占中运动”，示威者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争取特首选举的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
这场运动以示威者全部诉求被拒绝而告终，然而警队在强力执法过程中难免与示威者、前线记者发生激烈推撞摩擦，在媒体镜头下和笔下的公众形象也就进一步恶化。
香港警队“公安化”？
香港人口结构主要由1949年以后为逃避共产党统治的难民，以及因经济发展差距而冒险从大陆偷渡而来的逃港者所组成，社会氛围长期充满反共、恐共的疑虑心理。因此，当香港警队从2004年开始，逐步让巡逻警员制服从英殖民地时期的绿色“军装”，换成目前以浅蓝为主色的新制服，就被人拿来与大陆公安警员的灰色制服相提并论。
正因有了香港警队“公安化”的印象，这次反修例游行期间，网上流传在6月12日冲突中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的警员，是由中国大陆公安和武警人员赴港假扮的传闻；也有媒体拿警队特别战术小队（俗称“速龙小队”）制服没有展示警员编号，大作文章。香港警方对上述质疑，均予以否认和澄清。
利用不实消息和“正义”对抗“邪恶”的情绪升高警民对立，或许有利示威组织者进行社会动员；但香港青年越激进化，表达诉求的手法越暴力化，不仅可能动摇外资留港的信心，也可能促成“一国两制”往“一国一制”转化。中国中央政府多个部门和官方媒体已经纷纷强烈谴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尤其是解放军新闻门户网站“中国军网”报道，6月26日解放军驻港部队出动陆海空三军，在香港附近海空域进行联合海空巡逻演练，震慑意味非常明显。当北京觉得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无力确保社会稳定，势必直接出手全面管治。
所以，当示威者出于对“一国”的恶感和捍卫“两制”的决心，甚至以为“勇武”可以“建国”而撬起路边地砖抛向警察时，可能没想过他们其实正在亲手挖掘埋葬“一国两制”的坟墓。
香港警队：亚洲第一支现代警察部队
香港警察部队在1844年5月1日成立，是亚洲首支拥有现代警察制度以维持公共安全的保安力量。在175年的历史过程中，香港警队经历了殖民地警察（1844年至1969年）、现代化警队（1970年代起）和服务性警队（1990年代初期起）三个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警队经历了1956年至1967年间三次大型暴乱的考验，成功恢复香港社会的秩序。1969年，香港警队及辅警凭着优良服务，获英女皇授予“皇家”荣衔。由于在1997年后有政权交接的实际需要，以及履行北京与伦敦所达成的协议规定，香港警队改由华人指挥。1989年，李君夏成为首位华人警务处处长，许淇安于1994年继任。1997年后，香港警队名称转为“香港警务处”，警徽上的皇冠徽号也由洋紫荆徽号取代，隶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在港府部门中编制最大（2014年占20.2%）。
学者：港警角色及形象经历两次重大变化
目前，警队实际总人数约3万6700人，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统计，香港平均每10万人中有450名警察，警民比例之高，居全球第五和亚洲首位。2017年香港整体罪案率情况与新加坡差不多，也比其他国际大城市低（见附表）；破案率则由1999年的42.5%上升至2018年的46.5%。另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关于警察服务可靠度一项，香港警队在2011年至2012年度的142个受统计地区中排名第九，在2012年至2013年度的144个受统计地区中排名第10，在2013年至2014年度的148个受统计地区中排第四。
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何家骐博士指出，香港警察的角色及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两次重大变化：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次在1967年左派暴动（六七暴动）。
二战前后的警察其实声名狼藉，到六七暴动之后，殖民地政府觉得警察必须改变，因为英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马上收回香港，也觉得有必要改善管治。于是，警队重新整合了刑事侦缉处（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简称CID）和军装巡逻小队（Patrol Sub Unit，简称PSU，粤语俗称‘军装’），开始走入社区改善警民关系，推出少年警讯、成立警察公共关系科；加上19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警队内集团式贪污减少，公众信任逐步增强。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在1997年7月首度采访市民对警察的满意度，当时中国接管香港主权不久，满意净值为75%；2007年四次调查的满意净值皆在75%以上，是前所未有的佳评。2002年8月，盖洛普国际的调查显示，警队是最受港人信任的机构。70%市民认为警务处以香港社会利益为依归，比全球平均20%高出许多。同年9月，香港青年协会的调查也显示，警队是青年最信任的公营机构，受访者对警队信任的原因有廉洁、个人操守和诚信。不过，2008年一名少女到旺角警署报案却遭探员强奸，事件震惊全港。这一年市民对警察的满意净值滑落至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