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31省市自治区近半 “金融副省长”布局显露用人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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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指出,密集安排“金融副省长”旨在从组织上加强地方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引导各地更好防范金融风险;更多专业型技术官僚被委以重任,也显示中国官场用人思路转变。

在稳金融的大基调下,中国短短两年在各地任命至少13名“金融副省长”,各省市自治区中,如今已有约半数配备了具备丰富金融履历的副省级大员。

这批中国政坛新生力军年纪轻、学历高、富有国际经验。受访学者指出,密集安排“金融副省长”旨在从组织上加强地方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引导各地更好防范金融风险;更多专业型技术官僚被委以重任,也显示中国官场用人思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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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媒体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5个省级行政区配有金融系统出身的副省长,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中占近一半,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也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大省,以及贵州、山西等较不发达地区。

分析:防范化解风险促进金融发展是两要务

官方是从2018年起频繁从金融系统抽调高级干部到地方,担任省级行政区领导副职。上述15人中,除了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云南省副省长陈舜和江苏省副省长王江,其余12人都是在2018年之后获得任命。

如果算上在去年1月至今年10月间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欧阳卫民,中央政府在不到两年里总共布局了13名有金融背景的副省级地方大员。不过,欧阳卫民上月24日重回金融圈,出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目前在职的15名“金融副省长”,大多数曾在五大国有银行,或是中国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任职过。有分析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维稳,以及促进金融事业发展、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这些“金融副省长”的两个要务。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明年是打赢三大攻坚战的最后一年,而三大攻坚战之首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这个安排是从人事上保障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部署能够落到实处,也从专业上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更善用金融资源助地方应对财政缺口

中国各地当前面对各种金融风险,例如一些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增加、部分小型金融机构遇到现金流问题、互联网金融风险居高不下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目主任陈抗受访时解读,近年来各地要应对的债务和金融杠杆问题增多,地方政府软预算无法控制,财政缺口势必要靠金融系统支持。

他说:“金融副省长的一个作用在于让财政更加容易利用金融资源,帮助政府解决财政缺口问题。”

但吊诡的是,这不一定有利于“金融副省长”的另一个要务,也就是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陈抗指出,财政和金融之间的界限如果不清晰,政府对金融资源扩大使用,反而会形成对私营企业挤占,导致金融系统无法有效服务生产和创新活动。

有观察也指出,这批“金融副省长”年轻化趋势明显,绝大多数是“65后”,其中还有六人是“70后”,年龄最小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今年只有47岁。

拥金融经济相关亮眼履历

这些技术官僚都有非常亮眼的履历,拥有经济学或相关学科博士学历的就有10人,好些还喝过“洋墨水”或有过海外工作经验。例如,上海市副市长吴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北京市副市长殷勇也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多名官员也曾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担任过高管。公开资料显示,殷勇在2001年至2002年担任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今年9月履新河北省副省长的葛海蛟,曾担任农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唯一女官员、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2014年至2016年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行长。

履历最特别的是今年9月“空降”重庆的李波。他是一名美国归侨,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在纽约达维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2004年回国后进入央行,直到去年8月出任中国侨联副主席,晋升为副部级官员。

在政审严格的中国政坛,这样的履历十分罕见。王军认为,这反映出用人思路的转变,对专业化人才的使用更加重视,特别是在专业性较强的金融领域。

具国际视野与经验 有利地方开放金融国际化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颖受访时也指出,中国目前正实施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金融开放,希望在金融国际化上有所突破,但外资反应并不踊跃,调派拥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有利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

中国官场之前也有过个别出身金融系统的高官,例如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他在1990年代末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之前就任职于金融机构,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王军相信,除了发展金融和防控风险,中央金融部门或大型银行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官员互调任命,能增加官员履历和任职经验,这也是中国体制培养干部的重要安排。

(记者是《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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