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稿：日本单身高龄女性逾半数贫困 87岁中村幸子继续擦鞋

日本卫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81.25岁，女性87.32岁，在6万9785名超过百岁人瑞当中，88%是女性。“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引自日本卫生局和劳动部的数据则显示，日本高龄贫困率为19.4%，单身高龄女性占了老龄贫困族群的52%。

中村幸子（87岁）在东京的新桥车站摆摊给上班族擦鞋已经40多年。7月中旬，东京还是雨季，她每天都会留意天气预报，难得等到一个晴天，她才能出门做生意。

中村每擦一双鞋的收费是500日元（约6.30新元），过去20年来由于担心流失顾客，因此从未上调价格。当客人把脚伸到台子上，她眼里便只有皮鞋，全神贯注把每一双皮鞋擦得光亮。她都是用手给鞋子抹上鞋油，粗糙的双手因此染得黑漆漆。　

接受《联合早报》采访那天，中村总共为六名顾客提供了擦鞋服务。她说：“这一个月，我一星期干不了两天活……今天擦了六双鞋算不错了，有3000日元。有时一天只擦一双，要是在从前，我一定急坏了，因为生意好坏会影响我一家五口的生计。”

中村是苦命的老太太。19岁那年，她与丈夫从静冈县的滨松市来到东京打拼。那时二战结束不久，东京有很多工作空缺，夫妇两人很快便找到了工作。

好景不长，第三个孩子出世后，中村的丈夫在一次工伤中失去了双腿，此后一家五口的担子，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中村回忆说：“我一个女人要养三个孩子，还要照顾行动不便的丈夫，只能日夜不停工作，做的都是体力劳动。”

40岁那年，中村的身体开始出问题，朋友建议她减少体力劳动，加入擦鞋行业。她说：“那时新桥车站周围有很多擦鞋个体户，因为只要坐着干活，我觉得很适合自己当时的身体状态。”

新桥车站是东京上班族最多的地方，中村当年申请了执照、开设了擦鞋小摊，生意还算不错。上世纪80年代，日本当局决定不再发擦鞋新执照，一些补鞋连锁企业开始投入擦鞋服务，街边擦鞋业自此走向没落，与中村一起在新桥车站多年的同业，陆陆续续因年迈放弃档口，只有中村还保留执照，成了新桥车站唯一的擦鞋老人。

谈及生活的辛苦，她摇头说：“比起从前一个人要带大三个孩子，现在的日子不苦。政府给少许的养老金，赚来的钱足够我生活；现在这个岁数还能靠双手挣钱，我很庆幸。”

老太太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她和还未成家的儿子一起生活。中村每天吃两餐，都是在便利店买的便当。她说：“关节痛老毛病常有，只要不生大病，我的生活没问题。”

去找中村擦鞋的大多是老顾客，一名60来岁的男子受访时说：“我到老太太这里来擦鞋，从她身上获得生活的勇气，学会在任何困境中都要懂得去面对。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真不知道我到了她这个年纪，会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逐年增长，社会已经迈入“人生百岁不足为奇”的时代。

日本卫生局发布的人口年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81.25岁，女性87.32岁。去年，6万9785名超过百岁的人瑞当中，88%是女性。

“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引述日本卫生局和劳动部的数据称，日本的高龄贫困率是19.4%，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12.6%还高，尤其是单身高龄日本女性，占了老龄贫困族群的52%。

资深分析师宫木由贵子指出：“现代日本家庭不比30年前，以往高龄寡妇大多数和儿子媳妇同住，现在她们只能独居。日本的独居老人当中，七成是女性。

“日本进入‘人生百年大时代’，将催生出大批贫困老人，其中以女性贫困的情况最为显著，原因在于大多数妇女没有经济能力。

“她们大多是家庭主妇，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的养老金和退休金，一旦伴侣去世就失去经济依靠，只能靠微薄养老金过活。”

关注女性福利的团体“让老龄化社会更美好之妇女会”的报告指出，单靠政府养老金过活的日本老人以女性居多，占比达63%，其中半数女性每年领取的养老金不到100万日元（1万2600新元）。

该团体会长樋口惠子认为，日本战后第一批婴儿潮（1947年至1949年出生者）将在2025年陆续步入75岁高龄，膨胀的高龄人口将成为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噩梦。

“现在，日本的国家养老金制度是以收取下一代人的保费来支付老一代的养老费用。随着年轻人口减少，养老金制度被认为将难以支撑支出，财政迟早面对入不敷出。”

日本女性在事业上一般会面对三个滑坡阶段：

一、结婚生子后，六成职业妇女选择退出职场；二、当丈夫被调到外县或外国时，女性必须选择牺牲事业；三、当家里老人需要照顾时，女性是第一个去承担的人。

樋口惠子预估2030年以后，日本将是一个巨大的“老人护理”社会，届时高龄女性的日子将更不好过。

她说：“日本女性年老后往往都缺乏经济保障，从明治时代开始，无论是教育、家庭关系、劳动课题还是社会保障，日本都没把女性作为建立制度的考虑对象。重男轻女的社会导致她们不被尊重，现在日本女性在职场仍受歧视，待遇和地位都无法获得提升。”

日本当局目前大力鼓励家庭主妇成为打工族有多层考量：一是希望填补劳动力的不足；二是为养老金国库补血；三是希望家庭主妇能经济独立。然而，这个政策并非惠及每个人。

日本《女性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缺乏工作经验的日本家庭主妇，要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谈何容易，从一名55岁妇女的心声就可见一斑：

“我婚后放弃工作，相夫教子30多年，一年前离婚后找工作，两个月内写了100封求职信没获回音。现在只能做餐馆服务员之类的散工。”

调查：有足够积蓄养老家庭仅3.6%

日本金融部智囊团6月份发布《家计报告书》提醒日本人，为“人生百年”打好经济基础，包括通过投资丰富老本，以及必须摆脱单靠养老金过活的观念。

报告也指出，日本的退休夫妇单靠养老金无法安度晚年，例如一对工作40年的老夫妻，家庭月入养老金平均23万日元（2900新元），必须每月从积蓄中拿出5万日元才能度日。

若65岁退休且活到95岁，这30年至少需要2000万日元（约25万1760新元）的积蓄。这个数据出炉后引起民众广泛不安。

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高龄家庭普遍担心积蓄不足养老，接受调查时回答“积蓄十分足够”仅占3.6%，表示“完全不足”达35%。

早在五年前，日本民间救贫团体“HOT PLUS”创办人藤田孝已在畅销书《下流老人》中发出警告，贫困不仅发生在散工族的晚年，收入不错的中等或上等阶层退休后也会遭遇“下流”（意指下等）晚年，为整个社会敲响警钟。那是因为当人生进入下半场，一场大病或遭遇不幸，都会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在东京新宿车站依靠售卖杂志“Big Issue”过活的清水太一（74岁）就是一例。他原本是印刷厂老板，不幸因为儿子好赌欠下大笔赌债，他变卖家业为儿还债，最后沦落街头。

清水太一受访时说：“我和妻子经常因为儿子争吵，我心情不好就酗酒。后来妻子要离婚，我把剩余的钱给了她作为赡养费。离家后，我打散工过活，健康后来出状况，散工没了，钱用光了，就开始睡大街。”

某天，清水太一心脏病发，被社工送入医院，康复后在社工劝说下售卖杂志重返社会。

“Big Issue”是以协助流浪汉重返社会为宗旨而出版的综合杂志。首次贩卖时，流浪汉可获得3000日元创业资金，以每本170日元买进杂志，再从每本售价350日元中赚取180日元利润。

这种为老龄流浪汉谋生创设的公益事业源自英国，杂志除了刊登新闻和评论，还辟篇幅发表流浪汉心声。

清水太一售卖杂志已经半年，他说：“我看开许多了。现在一边申请救济金，一边做这个小买卖；每天有饭吃，满足了。”

他现在不再酗酒，过去开印刷厂的经验，意外促使杂志社积极为他寻找更安稳的工作。

日本老人通常不会向下一代伸手要钱，生活拮据宁可出外工作。

日本银发族杂志《年长指南针》（Senior Guide）近期文章指出，超过65岁的日本人当中，有六成担心晚年贫困，希望继续工作；超过74岁的东京居民当中，每三人就有一人还在工作，他们多数是散工族。

日本政府希望健康老人能填补劳动力缺口，决定延缓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目前的65岁上调至70岁，甚至是75岁。当局也有意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修订法案已定明年交国会辩论。

日本退休老人就算重新就业，能留在原工作岗位的人不多，大多数加入德士司机、送货员、大厦保安、餐馆旅店服务等人力短缺的行业。

《钻石》杂志刊文称，日本上班男性有三个去处，即公司、家庭和咖啡馆，退休后往往只剩下咖啡馆可去。

一名退休男子感慨地说：“我在家觉得自己是废人。妻子烧饭做菜、参与社区活动，朋友很多，而我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以前在公司是管理层，管好多人，退休后只能在家被妻子管。”

退休丈夫整天无所事事，对妻子来说可能也形成负担，甚至演变成离婚危机。日本不少离婚案就发生在男性退休之后。为了消除老龄家庭危机，日本鼓励退休族踏出家门，融入社区，让下半场的人生更丰富。

日本官方设立了“银发人才资源中心”，专为超过60岁退休老人介绍工作。中心和一般私人工作派遣公司不同，会按照退休者身体状况提供维修脚踏车、学习磨菜刀等简易技能培训，方便退休老人当临时工，甚至负责社区的绿化工作。

退休老人重新工作目的不在于赚钱，而是要消除退休后因无所事事而出现的“精神贫困”。

川琦尚（67岁）退休前在建筑设计公司上班，参与过公共设施的建设，退休后到一家老人院从事社区工作，找到了“第二人生”。

川琦尚受访时说：“老人院不能只是一栋坚固的建筑，还必须要有能温暖人心的娱乐。我召集退休的好友组成乐队，定期到老人院为老人演奏，与他们分享音乐的乐趣。”

川崎自掏腰包成立乐团，在他看来，这是给自己的未来投资，他相信日后所得回报不小。

“从前生活忙碌，从未思考过社会老龄化课题。退休后走访老人院，发现社会老龄化问题需要群策群力去解决。我想在还能付出的时候尽量付出，总有那么一天，我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记者是《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