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职总富食客经营、9月开张的海军部村庄熟食中心,今天宣布公开让人招标小贩摊,还宣布“强制”食客回收碗碟的“家规”。


职总富食客(NTUF Foodfare)今早发文告说,为旗下经营的海军部村庄(Kampung Admiralty)熟食中心实行这项规定,是为了将民众导向(orchestrate)正确的社会行为。


“这是我们大胆跨前的一步,我们相信熟食中心作为本地食品文化的栋梁,将能成为推广优雅社会精神的最佳平台。”


至于将如何确切实行“强制”规定,富食客发言人回复《联合晚报》询问时表示,将主要以“正增强”(positive reinforcement)的方式进行。


“我们将不施加任何金钱上的罚款或者奖励。”但公众纷问:若不配合会怎样?


发言人解释,熟食中心内会有告示、摆放多个碗碟回收站在便利处,也会发动小贩中心职员、清洁工、基层组织、学校和新加坡行善行动人员当大使、提醒公众要配合这个“被普遍接受接受的社会行为”。


熟食中心的整体整洁,还是会由清洁工人负责维持。


至于是否会在职总富食客的其他小贩中心推行,发言人表示,将会在日后检讨后再做决定。这间3400平方米大小的新熟食中心,设于海军路地铁站旁心,预计将在9月开张,共有43间摊位和900个座位。


不少机构以不同形式推动归还碗碟


不少机构以不同的形式推动“自行回收碗碟”计划,不同地点的反应不一。


碗碟回收计划已经实行多年,第一次推行是在2003年,在锡安河畔熟食中心开始,最后一次最大规模全岛推出,则是在2012年11月。


在前年,大巴窑1巷第127座的大巴窑西熟食中心推出“归还餐盘与碗碟卫生活动”,引发不少争议,有者肯配合,有者则认为行不通。


去年,位于裕廊集团纬壹科技城(JTC LaunchPad@one-north)的新颖小贩中心Timbre+,推出自行回收碗碟就能获得一元回扣的计划,受到热烈欢迎。


社会学家建议:由学生当‘大使’劝导


两名社会学家指出,要鼓励归还碗碟,就要从改善“归还处”做起,并建议让学生当“大使”,以身作则鼓励食客配合。 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回复本报电邮访问时说,若以“强制”的名义,一般上总伴随着有惩罚的“执法”,但其实“正增强”效果更好。


他建议考虑其他措施,包括把碗碟归还处设在方便易见的地点,张贴文告提醒以及动员学生大使,有礼地劝食客归还碗碟。


他指出,若食客配合,大使可以谢谢他们;若食客不肯合作,学生可帮忙归还,这样会让食客感到“羞辱”,激发他们更愿意配合。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则说,国人为何态度被动,背后有三大原因。


第一,本地全岛小贩中心做法不一,有些清洁工负责还碗碟,无需食客动手。


第二,食客不清楚归还碗碟处在哪里,归还处铁架上的碟盘也没及时清除,没有多余位子放更多碗碟。


第三,归还处肮脏、发出异味,导致食客不想走近归还处。她建议业者可在归还处附近,安装洗手盆。


公众:清洁工或无辜挨骂


受访公众认为,由小贩中心职员与清洁工出面劝请食客归还碗碟,可能导致他们无辜被骂,公众或许觉得“你的工作为什么要由我来做?”


公众黎君仪(56岁,零售商)受访时就表示,她本身有归还碗盘的习惯,因此赞同这样的措施。但她也发觉,一些小贩中心在鼓励食客自发清理的同时,仍会出现清洁工“抢着收碗”的现象。


“这样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鼓励食客归还碗碟,一方面又给予他们方便。”


她也担心,清洁工可能担心被骂而不敢出面劝请人们归还碗碟,毕竟食客可能会说“你的工作为什么要由我来做?”


另一名公众吕懿轩(26岁,自雇人士)则表示,归还碗碟的做法已在多个小贩中心实行,相信我国有计划长久并广泛地实施这类措施。


“现在讲究与时并进,讲究科技和高效率,强制归还碗碟,可以减少人力。清洁工也可借此提升技能,升级做较高技能的工作。”


但也有公众认为这将造成用餐压力大。谢国祥(55岁,导游)说:“食客是来小贩中心消费的,那地方清不清洁应该由业者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给消费者。”


在“集装箱小贩中心”Timbre+经营“鱼缘”(Fishball Story)的小贩黄正勇(26岁)则认为,要提升小贩中心的生产力与清洁度,不能单方面要求食客归还碗碟,也须确保有足够清洁工在碗碟回收处分类和清理。


“否则,全部碗碟叠在那里,仍然会引来害虫和老鼠。”


Timbre+也实行另类的餐盘归还方式,食客购买食物时须先缴付一元订金,归还餐盘后再拿回这一元。


黄正勇观察到,98%的顾客会因此记得归还碗碟,原因相信是因为不舍得浪费一元。


“相比之下,小贩中心的食客更有依赖性,劝一两次还可以,但如果屡劝不改,那要劝到几时?”


小评论 逼出公德心?/联合晚报总编辑蔡深江


在熟食中心或食阁用餐,当局苦口婆心劝请食客用餐后归还碗碟餐盘。会不会自动自发为下一个用餐者着想,可以是一个社会素质的指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公民教育的成败。


我们常以日本作为模式参照,希望有一天新加坡人能达到那样的优雅状态。可是,我们不晓得该如何着手,又急于看到效果,最好一蹴而就。


有些事急不来,特别是公德心的培养,需要一代人甚至更久。不是说上一代不够好,而是每一个时代,自私的人多,还是利他的人多?


如同有些人认为在餐馆用餐,必须付10%服务费不合理,特别是遇到服务生态度不好,或者是必须自助拿餐,何必还要额外付费?


同样地,餐后归还碗碟,强制可以,却无法换取真心。


不甘不愿的配合,只是满足了虚荣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