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程强和林瑞莲的工人党之路

加入工人党的原因

我加入工人党时是一名老师。我是接受华文教育的，O水准和A水准英文都考到F9。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不会讲英语，你就是受华文教育的。由于英文是行政语言，人们以为受华文教育的人不聪明，因为他们不能用流利的英语沟通。我很清楚许多同龄的人不是不聪明，只是刚好他们读的是华校。就是这样的背景令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会视为二等公民？

我是南洋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政府当时决定关闭南大，让南大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在那之前的一两年，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应历史学会的邀请给本科生发表演讲。我还记得他当时说‘一等大学都在英国，例如剑桥和牛津。新加坡大学是二等，南洋大学是三等’。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被羞辱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三等的，我们只是因为接受华文教育，而无法用流利的英语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成为老师时，（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制定分流制度的报告出来了。分流政策令我忍无可忍了。我不忍心到课室里对我的学生说‘你得更用功’，但我知道这个制度将害死他们。学业成绩来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标准，但许多学生的经济条件不佳，他们没有上补习班，或者他们得打兼职工帮补家用。这太荒唐了……那时真的忍无可忍了，我决定加入工人党。
 

原本无意加入工人党

我只想当义工帮忙。但他们的《铁锤报》华文水平太差了！我是受华文教育的，英语可能不达标，但至少我了解这个语言，知道语言的恰当表达和翻译方式。所以我就想可以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把《铁锤报》做得让华语读者更容易阅读。我也在惹耶勒南的接见选民活动上帮忙。他们需要人帮忙翻译，还有处理一些基层课题。
 

为何选择后港

我本来要去樟宜区，对阵（行动党议员）张宗治。为什么？那时候的樟宜区包括四美，当时的四美交通非常不方便，它在新加坡一角，但公共交通很差。张宗治是那里的议员，但他并不受欢迎。我了解人们的想法，我知道这是合适的选区，我对那里并不陌生。樟宜是我的首选，但当时党主席陈民生也要去那里，因为他就住在勿洛蓄水池一带。那怎么办呢？我到处看，然后决定就后港吧！这就是我来到后港的过程，这不是特别的决定。
 

工人党未来

我们已成功建议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制。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