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来为时最长和供证人数最多的公开听证会前天（3月29日）落幕。应付网上伪造信息问题没有万能药，几乎是国会负责研究问题的10人特选委员会，以及轮流供证的65个组织与个人一致认同的结论。
横跨三周的八场公开听证会围绕上述问题层层剥茧，揭示其复杂与难解程度，同时强调各方的共同责任。
听证过程中曾几次出现激烈交锋，如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上周就面簿资料外泄事件与面簿亚太区公共政策副总裁西蒙·米尔纳（Simon Milner）交手。
时评网站与公民社运代表四人也就何谓伪造信息、由谁判断以及如何应对伪造信息等问题与特委会成员过招近五小时。
究竟大家的关注点在哪里？《联合早报》整理出五大重点。
一、立法管制
网上伪造信息具体应如何定义，是这一系列听证会中频频浮现的关键问题。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本·尼莫（Ben Nimmo）与特委会成员尚穆根辩论时质疑，在这个虚实难分的时代，政府若想追究散布假消息者的责任，有关法令可能得像字典那么厚。
新加坡报业俱乐部代表则强调，政府应当心灰色地带，公平处理无心犯错的情况，并给予媒体和创意行业的创作空间。
针对现有法律的效用，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院长吴亦涵副教授认为，网络假信息的内容范围及散播速度等可能超越个别法令的执法范围。这个观点后来被特委会成员多次引述。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教授张黎衍建议，政府对假信息应采取“非常狭窄”的定义，并根据触犯条例者的意图和影响严重性等元素，判断刑罚轻重。
有者如本地时事观察家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则提醒，立法不恰当可能适得其反。
他说，对待不实信息时应区分煽动性和侮辱性言论，因为极端分子可能把有关法律用作反制性宣传武器。
一个组织会称另一个组织犯下不可宽赦的罪行，并多番报警。国家或法院正确地指出后者没有严重犯罪，此时前者会指责政府，说政府不站在自己那边。对待煽动性言论当然要采取行动，但对待侮辱性言论时，不应犯下监管人们情感的错误，假设人们会出自善意使用这条法律，事实是人们不这么做。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契连·乔治
二、国安威胁
信息战存在已久，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侵略者如今通过网络散播传言和假信息蛊惑人心，让人防不胜防。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军事专家麦克·拉斯卡（Michael Raska）日前受访时说，通过不易察觉的信息战可渐渐分化特定族群，尤其这类危机不一定源自国内，“进而威胁到新加坡的声誉、可信度和国际地位”，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获胜。
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葛丽扎·哈西亚库珀格鲁（Gulizar Haciyakupoglu）在闭门供证时则透露，过去几个月有迹象显示这样的威胁已近在眼前，有国家正在对新加坡发动信息战。
她说，这个国家是通过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企图影响社会特定群体的思想。
同样指出假信息激化社会矛盾的包括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萨稀贾古玛（Shashi Jayakumar）。
他说，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社会是颠覆活动的“沙盒”（意指“试行空间”），误导性信息可能分化社会。
我不想随意指控和抹黑他人，或制造恐慌，但在我看来，如果你以为这还没在新加坡发生，那是个错误。这些是高端、持续的威胁，须要在多年之前就开始播种。
——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萨稀贾古玛
三、言论自由
关注言论自由的供证人主要担心政府最终出台的解决方案，可能产生寒蝉效应，使公众因害怕违法而有所顾虑，导致理应讨论和重新检视的课题被埋没。
问及是否同意公共舆论仍需一定程度的法律监管，如同我国政府早期就种族宗教课题设下“言论界限”，以取得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回应时说，我国在建国初期确实需对种族宗教课题采取严厉态度，但随着国家发展，应逐步减少对这类言论界限的依赖。
自由新闻工作者韩俐颖则说，人们可能将撤下贴文的执法行为视为压制言论自由而有所反弹。
不过，供证人大多认同让假信息肆意在网上传播，反而不利于自由价值的实现。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教授张黎衍推翻“观点集市”理论时说，现在的传播媒介与过去截然不同，这套论述需要人人理性思考、平等接触所有观点才能正常操作，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她指出，许多现象显示绝对的言论自由弊大于利，人们有必要进一步分辨哪些言论值得维护，哪些不值得维护，这包括散播仇恨和削弱民主制度的假信息。
我们必须了解“观点集市”理论背后的假设是公民都是理智的，想参与审议式民主，拥有一定的修养和诚信。虽然这些应当是我们追求的，但我不确定它是否存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教授张黎衍
四、科技公司角色
多名供证人认为，科技公司在这场对抗假信息的战役中，应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尤其在探测和撤下网络假信息方面。
一些专家指出，由于经营社交媒体账户无需庞大资金，因此吸引一些国家通过这个管道展开信息战。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电脑学系教授汉尼·法里德（Hany Farid）供证时直言，科技公司多年来处理网络平台上的不恰当内容时总是拖沓。
面簿、谷歌、推特和亚洲互联网政策组织的代表在听证会上一致反对我国政府立法约束科技公司。
出席代表都强调，公司非常重视假信息问题，愿意倾全力做好与之长期对抗的准备。不过，这必须由所有利益相关者一起努力达成，将其视为共同责任，希望同政府加强沟通合作。
这些科技巨头基本上通过调整算法、开发新技术和利用机器学习等方式，以更好地掌握用户的需求，减少低质量内容的涌现。
不过，尚穆根以面簿约三年前就发现大量用户信息被滥用，却没有及时开诚布公对外交代的例子，质疑公司内部监管的效用。
让我们审视2015年至2018年间面簿采取的行动，直到面簿首次为剑桥分析公司事件承担责任的整个过程。面簿为何没有早一点出面交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认真看待你们的声明，完全相信你们会落实内部条规？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
五、事实核查机制
为协助公众更好地辨别网络内容的真伪，不少供证人提议成立负责事实核查的独立组织。
提出上述建议的供证人包括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和新传媒亚洲新闻台的代表。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洪正君则进一步建议，由非政府专家组成独立团队对政府进行监督与制衡，并从战略视角应付网上伪造信息的问题。
他日前受访时指出，在信息战中，假信息不过是其中一个工具，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得采取战略方式应对，而不是被动的回应。
有供证人就希望未来公众能多从主流媒体获取信息，因为加强优秀的媒体作业有助于打击假信息。
通讯顾问公司负责人方国威形容传统媒体是“事实的支柱”，必须让人们恢复对它的信任，知道主流媒体在刊登任何新闻前须经过层层把关和事实查证。
他也认为不应把查证事实外包出去，个人也必须负起这方面的责任。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主任林珊珊教授指出，媒体大环境日趋复杂，使这方面的素养更难培养，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才能跟上变化。
让各方参与核实工作是个理想情况。科技和媒体公司应该自行查证信息，但同时也应让公众参与，这有助他们从中学习。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主任林珊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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