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根成:建国以来维持紧密关系 政府与宗教领袖危机中迅速建立互信

前副总理黄根成说,我国须持续培养政治与宗教领袖间的紧密关系,兼以立法等方式多管齐下,以便在碰到问题时可选择“成本最低、摩擦最小”的解决方案。

我国政治领导人自建国初期就与宗教领袖开辟沟通管道,因此得以在九一一阴影笼罩全球之际,与他们迅速建立互信。前副总理黄根成说,我国须持续培养政治与宗教领袖间的紧密关系,兼以立法等方式多管齐下,以便在碰到问题时可选择“成本最低、摩擦最小”的解决方案。

他昨天(7月3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举办的“宗教和谐论坛”上,发表上述言论。

黄根成在2011年卸下内阁职务,他除了担任过副总理,也曾在1994年至2010年间出任内政部长。

针对他是否曾感觉我国宗教和谐面临威胁,黄根成坦言,最令他忧心的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那一段日子,我国也于2002年底逮捕了极端组织“回教祈祷团”成员。

“当时,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发出拘留令,若要这么做,须在逮捕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但我们又该如何告诉社群和国人,我们逮捕了15名恐怖分子,而他们都是马来回教徒?那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黄根成说,当局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与社区领袖取得联系,当中不仅仅是回教领袖,也包括来自不同宗教,甚至是宗教之外其他领域的社区领袖。

“若我们处理得不好,我国的种族与宗教和谐将遭受严重打击……所幸的是,安全机构选择向宗教领袖坦诚,最终说服他们,政府采取行动拘留恐怖分子小组的做法是正确的。”

黄根成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妥善应对恐怖主义问题,是因为我国政治领袖一直谨记上世纪60年代的种族骚乱。为维护宗教和谐,树立了相关法规、制度、政策与计划。

他国领袖遇恐袭后 联系宗教领袖遇困难

他也曾就恐袭问题与欧美等地的领导人交流想法。“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试图联系宗教领袖,尤其是回教领袖时,才发现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多年来忽视这点,从未试图与回教机构的领袖见面。因此,当他们遭遇恐袭问题,试图弥合差距、寻求合作时,却找不到办法。”

黄根成认为,当面对潜在宗教冲突时,政府必须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将产生严重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施予严厉的惩罚,我们有法律、制度、相关计划和社区领袖来协助处理问题。因此,我们会找出成本最低、摩擦最小,且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

约200人出席了昨天这场论坛。在另一场有关宗教领袖如何发挥作用维护宗教和谐的讨论上,来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五名宗教领袖也分享他们面对的挑战。

印度教咨询理事会秘书拉美斯(S. Ramesh)就提出,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的新移民来到新加坡,本地印度庙须确保对所有信徒一视同仁,“没有歧视、没有偏袒”。

新加坡佛教总会教育委员会主席释有维则指出,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观点偏离正统佛教,而他们往往是受私企或个人邀请到新加坡传教的,不受佛总管辖,佛总因此正与政府探讨如何解决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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