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政府此次采取的做法相当罕见，报告中将帮助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定性为“国家重点工作”，承认新加坡体制不完美并寻求各界国人参与。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则认为报告展现了顺应人口与环境变化而调整措施的方针。
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固化的问题近来占据本地舆论空间，激起广泛讨论，观察家指出，政府公布政策报告详述政策是在对社会辩论作出回应，展现重视问题的态度。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政府此次采取的做法相当罕见，报告中将帮助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定性为“国家重点工作”，承认新加坡体制不完美并寻求各界国人参与，语调相当谦逊。
“这显示政府知道这个课题不能单靠政府应对，现在也变成了相当敏感，甚至将是下届大选左右选票的主要议题之一，因此认为有必要把各部门正在做的工作综合在一份报告里，向国人详细说明社会政策的变迁与成果。”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也指出，报告突出了政府与国人之间“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的变化，从建国初期的自力更生，到如今人口老龄化与贫富差距背景下扩大社会援助，展现了顺应人口与环境变化而调整措施的方针。
她说：“报告总结了政府至今采取的行动，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政策够了吗？这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税率必然随着社会援助增加而提高，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是否是我们要的。”
她进一步指出，收入差距只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其中一个层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出身背景好的人比起其他群体更容易获得成功的机会。
“低收入家庭的社交网络其实不如高收入群体的丰富。例如，一个年轻人要创业，如果父母已经认识很多商人，他的起点就比别人高了。”
郑宝莲认为，这已经不是政府可以左右的范畴，而是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她指出，中华总商会除了提供助学金，也邀请学生参与商会活动认识更多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事社工工作长达18年的宏茂桥家庭与社会服务区务总监邱德胜（42岁）受访时说，提供社会援助的组织与政府机构近年来更重视相互协调，让弱势群体更容易获得援助，政府在评估援助方案时也更愿意聆听社工意见。
盼政府与社工多对话 探讨政策实际有效性
不过在他看来，政策与实际推行的效果仍有一定差距，并希望政府与社工之间可以展开多一些对话，探讨政策的实际有效性。
邱德胜指出，部分独居老人其实有子女，但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因种种原因非常恶劣，生活上并未获得子女照料。“我们帮他们申请援助，却因为他们有家人而变得困难重重。实际案例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政策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单亲妈妈获社区关怀计划援助 减轻租金负担并成功申请组屋
单亲妈妈安琪儿（假名，25岁）前年离婚后，独自跟5岁女儿在牛车水一带租一房式组屋住。
女儿刚开始住得不习惯，也不爱喝水，常常发烧，她得经常请假，但老板又不是很通融，结果她短短几个月换了三份工作。
去年6月，眼看自己又要失业，她来到硕莪街的社会服务中心求助。
中心经理区玮凌得知她的情况后，帮她申请社区关怀计划（ComCare）的援助，提供三个月现金资助以及减免半年租金。由于这家社会服务中心与蒙福关怀家庭服务中心同设一处，安琪儿也接受社工开导，帮助她走出离婚的阴影。
安琪儿中学还没念完就辍学，跟娘家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真名见报。她现在已找到一份货仓管理员的工作，也申请到预购组屋。为了多赚些，她每个星期都加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时，每个月赚近2000元。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在昨天（11月1日）公布的报告中就提到，像安琪儿这样的低收入家庭获得不少援助，超过九成的五六岁幼童能接受学前教育，87％还能拥有自己的住房。
平日，安琪儿的女儿放学后由爸爸接回家，等妈妈下班后再去接回来，往往女儿回家时已近深夜。因此，她特别珍惜早上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周末休息时也尽量都陪伴女儿。“虽然很辛苦，但至少可以跟女儿在一起。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长大后不要像我这样，能做份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