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一等”却没打篮球，想从事研究工作却当上公务员，宣布了三个预算案，竟没当上财政部长——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身上集合了许许多多的“非理所当然”。配合传记上卷“Tall Order: The Goh Chok Tong Story”问世，吴作栋透过电邮接受《联合早报》简短访问，记者结合了访问内容和传记的精彩片段，让读者了解他如何一步一步地挑起治理国家的“高难任务”。
“我没有选择政治，是政治选择了我。”
现年77岁的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传记上卷“Tall Order: The Goh Chok Tong Story”（《高难任务》）的自序中开门见山，一语道破他从未想过从政，更别说奢望有一天会成为新加坡政府的首脑。
他的政治伯乐是当时正在物色接班人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吴作栋这名经济系高材生曾在财政部工作，了解财长工作性质，也自认能胜任。
“我的想法并非是要当政治人物，我以为财政部长不外是另一个技术官僚——韩是技术官僚，我从没把他当政治人物。”
于是，对政治一窍不通，不知道要如何赢得选举或如何接见选民的吴作栋，懵懵懂懂地步入政坛。
更有趣的是，他虽在国会宣布了三个预算案，却不曾当上财长，而是辗转主管新的部门——贸工部。尽管他随后调往被视为较次要的卫生部，但他坚持“不理会闲言闲语”。
“我只是做我的工作。就算不是当老大，那又怎样？我没争取，我只是做好我的工作。”
希望传记能激发新加坡人
回答《联合早报》他最希望读者透过传记了解他的哪些事迹，吴作栋强调他没当总理的天赋，上小学时是个文静的普通学生，在莱佛士书院时参加许多课外活动，才发现自己的领导才能。
“被引进政坛后，我就全心全意去做；我学习、挣扎并坚持。我的责任感给了我挡风遮雨的耐力，让我完成我的政治旅程。”
他也说，许多人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而活，他们不是只要创一番事业、赚钱、养家和享受生活，而是要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我的传记主要面向这些人，它不是一部桃色秘闻，也不是白手起家的奋斗史。我希望我卑微的故事会激发能干和成功的新加坡人把眼光放远，找出要在生命中追逐的事，不论是环保、动物福利、社区事务或慈善。”
吴作栋强调，服务国家人民是他人生最大目标，但这份艰巨工作不一定受认可，决策经常受非议。“我们必须努力实现信念，让新加坡更为美好。不要担心是否受认可，历史将是最好的评判。”
与李光耀的微妙关系
就算建国总理李光耀公开吴作栋并非接班人首选，指他向大批公众讲话时有如木头般，甚至建议他向心理医生求助，吴作栋深信用“明刀明枪”数落他的李光耀，是对他沟通能力之差劲感到一筹莫展，才不得不用激将法。
他在《高难任务》自序中说：“不论是私底下、在内阁里或是众目睽睽之下被李光耀训斥，我都不把这当人身攻击，即便这些话蛮羞辱人的。他是我的导师、师傅、老师，我明白他的出发点。我吞下药物但不觉得苦，我坚持下去。”
就算若干年后回想起事件，总结出李光耀当年批评他是要传达“还不是时候引退”的信息；就算没当机立断逮捕涉及“马克思主义阴谋”、图谋推翻政府的人，导致气急败坏的李光耀在内阁会议中直言：“如果‘龙’不是我儿子，我会叫他现在就取代你”，吴作栋也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李显龙的暖席者（seat warmer）、一个过渡性的新加坡总理。
理由再简单不过：李显龙是他本身从武装部队发掘出来的人才。吴作栋在为传记受访时，展示收集了李显龙资料的文件夹，里头有其履历，包括华文会考C4的成绩单，说明李显龙过五关斩六将才被行动党选中。
然而吴作栋坦言，他脑海里并非完全没有闪过李光耀可能撤换他这个继承人的念头。当上总理的第一年，尽管党秘书长由总理出任是一贯的做法，李光耀却提出“能否继续当秘书长”的问题。
《高难任务》引述吴作栋的话说：“那说明什么？他不确定我是否会改变或是否会取得成功。很多人当上总理后就变了——撤了所有老将并建立自己的团队。权力会令人改变，因此他问我能否让他继续当秘书长。
“你知道我的作风，我答应了。换言之，身为行动党秘书长，他有撤换我的权力。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可以决定把我踢出行动党。我一出去，就会失去议席，就可以被废。”
但吴作栋仍自信地认为李光耀假以时日会退下。“如果我对他说‘不’，他因此退党，他可能会是另一个马哈迪。看看马哈迪即使已经92岁，还做了些什么！如果他继续留在党里，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相信彼此、厘清疑虑。”
例如，吴作栋原本只要委任王鼎昌为副总理，李光耀对此表示不解。吴作栋不觉得李光耀是要自己的儿子当副手，纯粹只是认为李显龙合适。吴作栋当时解释说，他是考虑到在把触角伸向华人社群方面，王鼎昌更胜一筹。但他也清楚地让王鼎昌知道，李显龙是未来的总理人选。
比较第二代与第四代领导团队
世界科技出版的《高难任务》是由《海峡时报》前采访主任白胜晖执笔，书中多处可见吴作栋“现身说法”。除了收录吴作栋自序，作者在每一章尾端还附上访谈节录。此外，吴作栋还亲写后记，针对每一章提出看法。
书中有个有关我国第二代领导团队的章节“The Magnificent Seven”（七好汉），讲述建国元勋如拉惹勒南和林金山如何批评当时被喻为“七好汉”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建国元勋认为他们虽能做好工作，却缺少治理和领导的热忱。
“七好汉”之一的林子安受访时说，他们确实是把为新加坡人创造更美好的新加坡视为一份工作，还坦言若非李光耀找上他，他不会自愿从政，“因为那不在我的血液里”。
另一人丹那巴南则说，他们之所以从政是因为认同当时领袖的说法，担心商界、民事服务等领域的成功人士都不从政，恐怕会吸引有野心、别有居心的人踏入政坛。
吴作栋在后记中写道：“像王鼎昌、丹那巴南、林子安、陈庆炎和我这样的技术官僚，我们都不是天生的政治家。我们毫无准备但心甘情愿；初期胸中没有激情但火点逐渐点燃。在新加坡过渡到新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充满热忱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种种对第二代领导人的批评，加上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有明显的领导人，团队必须团结并取长补短，这让人容易把他们与第四代领导班子相提并论。
对此，吴作栋透过电邮说，第四代部长能干、勤奋、尽忠职守、可管好各政府部门和治理国家，但他们“必须团结新加坡人并证明能胜选”。
吴作栋语重心长地说，每轮政治领导层交接都有自己的韵律和挑战，他那一代“没有经历过长的痛苦就选定了领导人”，然后给予他支持。他把这视为团队的长处。
“距离李显龙总理卸任已经不远，尽管我认为第四代应及早选出同侪之首，他们最清楚什么时候才应这么做。他们必须知道领导人的优缺点，整个团队一起支持领导人。准领导人则必须是最能动员他人者，结合众人的长处，组成团结的第一等内阁。”
传记4大事
吴作栋与李光耀的缘分
吴作栋从政前，其实就已数次与李光耀碰头。这包括以莱佛士书院历史学会会长身份，邀请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和当时在野的行动党领袖李光耀，担任论坛主讲嘉宾。他当上公务员后，也成功通过李光耀的面试，差点儿担任类似私人秘书的职务。
想不到他后来竟须想方设法摆脱李光耀的影子。例如，他接任总理前，坚决不要在“充斥着李光耀味道”的地方办公。他后来经李光耀提议，把办公室设在李光耀原本的饭厅，就在李光耀办公室楼上。
“我当时想：沙发应该选软的还是硬的？他用的沙发是硬的，有个木框、沙发垫很薄的那种。这是他引以为豪的。当时我必须决定，是要以他为榜样，表现得节俭，还是要换更好的？结果我选了软的沙发，因为我想，现在都1990年了，接待宾客时，应该不用像李光耀当年那样，得一再强调我们有多节俭。”
事业发展都是无心插柳
想要为更高的薪酬而毁约；从民事服务过档到蚬壳公司却没成功；发表了三个预算案却没当上财政部长；从卫生部长“降”为第二卫生部长，好让原国防部长侯永昌成为卫生部长，自己则取代侯永昌担任国防部长，却因不愿被视为李光耀派到卫生部的“间谍”而没有踏足卫生部——吴作栋感叹命运捉弄人，笑说自己的事业“是失败的”。
“韩瑞生计划退休，他要为财政部物色新人。我发表了三次预算案、在国会回答问题，以便在他退休时，有人已做好准备。1983年，韩去世时仍在任，当时已经有其他人能够胜任了。那时，陈庆炎已经进来。他是合适的人选，我就做其他东西去了。”
李玮玲与何晶 谁适合参选？
吴作栋透露，李光耀不曾亲口向他举荐李显龙参选，也没推荐过次子李显扬，但曾在国会尚缺女性代议士时，提过女儿、神经科医生李玮玲。李光耀认为她会是很好、很有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的女议员。
吴作栋不动声色地向李显龙及时任行动党青年团主席杨荣文征求看法，两人都不认同，他也就没再提这件事。
既然是缺女议员，那吴作栋有没有考虑过李总理的夫人何晶？
吴作栋说，他确实问过何晶是否有兴趣从政。他是在国防部与何晶的接触中看出她“很有料”，“会是个好部长”。何晶当时表示还没作从政考虑，后来计划赶不上变化，她与李总理结了婚。
“她成了李家一分子后，我就没再问她要不要从政了。显龙会反对，她会反对，新加坡也会反对。”
汲取安顺区补选教训
行动党在1981年安顺补选中败北，对行动党和吴作栋都是一记警钟。
安顺区行动党原议员蒂凡那获得84.1%的选票，万万没料到11个月后的补选中，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会胜过行动党参选人冯金兴。
败选后，吴作栋走了超过一公里路到安顺的行动党支部打电话，心里不断盘算要如何向李光耀交代。
电话接通后，他直言没预料到会败选，也不了解民怨，李光耀并没有光火。“你那时学习到当领导人就要把眼光放远，要思考接下来应做些什么。”
行动党后来召开了检讨会，吴作栋和一些年轻议员都觉得应该把安顺联络所交由惹耶勒南管理，但年长的议员不同意。
“交了给他，他可以巩固地位，我们就失去再回到安顺的机会……但留住联络所管理权的理由呢？它是政府设施的一部分，要用它推广政府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