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商人汪大渊14世纪航海到国外通商，途经新加坡；他所编撰的航海记录《岛夷志略》一书中，
明确提到这里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群体：班卒居民、龙牙门居民，以及和龙牙门土著一同生活的华人。
新加坡的土著是谁？一般人或许认为，新加坡最早的居民是马来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19世纪开始“马来人”才成土著统称
700年前的新加坡已经是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当时至少有三个族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这群土著未必是今天广泛定义中的马来人，而且，华人早在14世纪就已经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教授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指出，一般人常常笼统地用“马来人”来形容新加坡的土著，但“马来人”这一词，是从19世纪开始才普遍成为马六甲海峡一带土著的统称。因此，如果用这个统称来描述新加坡14世纪的原住民，我们很可能会忽视了他们的多元性。
有关本地土著的详细记录，最早出现在元代商人汪大渊编撰的航海记录《岛夷志略》中。汪大渊公元14世纪航海到国外通商，途经新加坡。他回国后把一路上的见闻整理成《岛夷志略》，里头以地名分出一百个章节。
不少学者相信，“龙牙门”和“班卒”这两个章节分别指的是新加坡的圣淘沙一带和福康宁山一带。
700年前新加坡或已是个多元社会
汪大渊在书中明确提到三个不同的群体：班卒居民、龙牙门居民，以及和龙牙门土著一同生活的华人。
米锡克教授受访时解释：“班卒和龙牙门居民不论是衣着或生活方式都不同，他们很可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根据汪大渊的描述，班卒居民留着短发，头上缠着金丝花纹的绸缎，身穿红色布条。龙牙门的居民则大多盘起长发，穿着短布衫，系着青布稍，衣着风格可能类似今天的沙笼（sarong）。
汪大渊形容龙牙门居民为强盗，说他们“俗好劫掠”，凡用来进行贸易的物品“皆剽窃之物”；相反的，他形容班卒居民为一群诚实的商人，出产盐、酒、棉花、丝布等多种商品，进行买卖。
《岛夷志略》一直是研究新加坡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但相关章节中只有100多到200多字的只言片语，难以重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图像。
米锡克教授从1984年起带领团队到福康宁山上展开了13次的考古挖掘，那里相信是汪大渊书中所描述的班卒。考古团队的挖掘工作，后来也延伸至福康宁山脚下的国会大厦和皇后坊一带。
这30多年的考古发现，大致符合汪大渊书中的描述，也弥补了文献中的部分遗缺。这些文物映照出一幅超乎许多人想象的图景——14世纪的新加坡不仅是个蓬勃的闹市，岛上也已经有小型的“生产工业”。
讲解者
戴柔星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曾在国内外多处进行考古挖掘
考古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发现，差点被戴柔星当恶作剧，但也让他悟出对历史的独特见解。
戴柔星是本地第一名获得北京大学陶瓷考古博士学位的学者，主要研究东南亚沉船出水的宋元陶瓷。他对古代陶瓷的兴趣源于一艘沉船——黑石号（Batu Hitam）。
目前展于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黑石号是中国唐代的货船，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发生意外后沉没。黑石号1998年被发现时，戴柔星仍在求学。“当时所有有关黑石号的报道我都关注。正因如此，后来才选择了与沉船息息相关的陶瓷作研究。”
一次在河北的考古，戴柔星从唐代地层发现一批晶莹剔透如现代工艺品的陶瓷碎片。以他当时对古代瓷器的了解，唐代的瓷器制作工艺未能达到如此精湛水平。说起这个意外的发现，他笑说：“我当时还以为是同事故意放进去捉弄我呢！”
戴柔星说，这批瓷器数量不多，证明唐朝虽有工匠能做出这样高质量的瓷器，但手艺很快就失传了。因此大量残骸中只有零星数片，往后几百年的地层中再也没有了。
“这也正说明了，历史其实并不是一条不间断的长河，而是由许多断层组成的。工艺、文明都不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很多时候后继无人，就断了。”
14世纪福康宁山一带有首饰铜器工坊
本地三位历史学者柯宗元、王添顺和陈大荣在联合撰写的《新加坡700年历史》书中，根据现有史料推断14世纪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他们认为，王室居住的宫殿建在福康宁山上。福康宁山东侧位于现今婚姻注册局的地段，曾是个首饰工坊，也是宫廷工匠的活动区。
米锡克教授的考古团队在那里发掘超过1万个用来制作首饰的珠子和玻璃碎片原料。团队检验了玻璃原料的材质，发现这批玻璃原料来自中国。这意味着，新加坡早在14世纪就已经有一套和国外链接的生产线。这批工匠相信是从中国进口原料，再进行加工，除了把玻璃制成珠子，也为它添上五彩缤纷的颜色。
在福康宁山脚下的国会大厦，则可能曾是个铜器工坊。考古学者在那里挖掘出600多件铜器，当中包括铜丝和鱼钩。大部分的铜丝已经支离破碎，鱼钩虽然也已经腐蚀，但仍旧保留原有的形貌。米锡克教授指出，铜丝很可能是工坊使用的原料，鱼钩则是工坊的产品。
尽管目前已经有大批文物出土，但与14世纪新加坡历史相关的文献记录不多，学者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拼凑出14世纪零星的生活面貌。米锡克教授认为，有关新加坡古代历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他说：“还有许多亚洲的文献尚未经过深入研究，当中相信能找到更多有关古代新加坡的记录……在新加坡北部和西部也有一些地点适合进行考古挖掘。它们的历史可能更久远，但这些地方目前仍未开放给学者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