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般公众信心虽回弹 “有识公众”对政府信任度降至八年新低

一项国际调查显示,本地“有识公众”对新加坡政府的信任度一年内暴跌八个百分点,创八年来新低,而“一般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则回升三个百分点。(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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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调查显示,“有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去年的76%跌至68%,而一般公众的信任度则从64%增至67%。本地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平均为67%,在27个调查国家和地区里位居第五位。

一项国际调查显示,本地“有识公众”对新加坡政府的信任度一年内暴跌八个百分点,创八年来新低,而“一般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则回升三个百分点。

若对比2015年数据,18岁至34岁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上扬,从63%增至67%;35岁至54岁、55岁及以上这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则信任度下降。

这些数据来自国际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日前公布的爱德曼2019年信任度调查(Trust Barometer)。

这项常年调查共在2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每个地方的受访者有1150人,其中200人是所谓的“有识公众”(informed public)。“有识公众”介于25岁至64岁、拥有大专学府或更高学位、家庭收入在自己年龄段中排在首25%的高收入者,而且经常阅读、收看或收听当地主要新闻媒体集团的新闻报道等。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去年的76%跌至68%,而一般公众的信任度则从64%增至67%。本地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平均为67%,在27个调查国家和地区里位居第五位。

调查没有进一步了解“有识公众”信任度为何下跌,但其他调查结果似乎可看出端倪。这包括82%“有识公众”担心网络袭击和网络恐怖主义,71%担心自动化和其他创新科技会导致他们失业,另有七成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培训掌握应有的技能,以投入一份薪水优渥的工作。

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兼职讲师陈添金博士受访时指出,去年发生网袭等事件导致一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也可能是因国人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另外,第四代领导人如何应对新马问题和国际经济的动荡等也招致一些批评。

爱德曼在去年10月19日至11月16日进行这项调查。

陈添金认为,这类国际调查结果不会影响我国下来何时举行全国大选,毕竟执政党仍会根据自己的议程和对民情的了解做出决定。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则认为,调查结果值得我国政府进行反思,毕竟这显示有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在处理一些课题上有进步的空间。

传统媒体信任度达71%创2013年以来新高

爱德曼的调查也显示,本地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新高点,达71%,年比增加一个百分点,而对纯网络媒体的信任度则年比下跌六个百分点到55%。

此外,经常阅读新闻报道,以及阅读后会分享或转载报道并加以评论者也大幅增加,从51%增至76%。后者以高学历者以及高收入者为主。若以年龄段来区分,他们有45%介于18岁至34岁、35%介于35岁至54岁,而其余20%是年满55岁的人。

在企业方面的调查结果则显示,83%受访者认为公司总裁等领导人应带头做出改变,而不是等到政府指示才有所行动。

另一方面,商业与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上月公布的调查显示,本地乘客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满意度,从2017年12月的67%低点,攀升至今年1月的87%,创下新纪录。

报告指出,这主要是因为SMRT主席佘文民决定在去年2月卸下之前所服务的兰亭能源集团的执行总裁职务,全心专注在处理SMRT问题,加上新任集团首席执行长梁建鸿在8月走马上任,才成功重建公众对本地公交系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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