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是我 因为父亲

今天是父亲节，《联合早报》访问了四名议员，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父亲。他们和父亲的关系，或像朋友相互尊重，或随父加入基层服务，或在与父对抗过程中突然发现父亲对自己的感情。他们回首成长的轨迹，重新发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彻底感受父子情感厚重。他们认证：百种父亲，一样的父爱，很温暖。

郭献川（43岁）在美国史丹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曾趁着暑假自驾游两个半月。有一次他在油站打油、换了四个轮胎后驶下斜坡时，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要不是新轮胎让他及时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远在新加坡的老爸郭庭水（73岁）半夜接到儿子的电话，听他细说经过，睡意瞬间消失。

郭庭水半开玩笑地说：“我很怕半夜接到孩子的电话。女儿半夜来电说要去潜水，在欧洲背包旅游遭抢劫，要求我帮她想办法。孩子到了某个年龄，必须让他们自己去闯，我们只能提醒他们要小心。”

郭献川眼中的父母，就是如此不干预孩子的生活，总是在旁默默担心、随时准备给予支持。现在，他和姐姐以及父母，三个家庭都住在实龙岗花园一带，每星期尽可能聚餐一次，平时虽各自忙碌，但是姐姐或我家里需要帮忙，两老都会赶到照顾孙。郭献川和妻子育有一个14个月大儿子。

儿子在上届大选决定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基层服务超过30年的郭庭水说：“箭在弦上他才告诉我。我告诉他既然要做，名利得放一边，不忘初心。今天你比人家幸运一点，有这个机会，就要想办法多为人服务。”

郭献川参政“先斩后奏”，这与他自小跟随父亲接触基层、长期耳濡目染脱离不了关系。他记得小时候，父亲一边忙着做生意，一边服务基层，餐桌上总少不了听父亲讲故事。

郭献川说：“不管是在超市帮员工，或是调解基层的事情，父亲都会告诉我们。我10多岁时，我们对于征求民意有不同看法。我是学生，看待问题比较理想化，觉得推行政策应该征询人民的意见，甚至举行公投。父亲长期在基层，他认为只要取得人民信任，就能从不同渠道、不同层次取得民意。这样的民意会更有深度、更有说服力。”

郭庭水年轻时在南洋大学工作，创办南大职工总会和农民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开超市，后来也把小商家组织起来成立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之后花了10多年探视戒毒所的囚犯，又参加民意处理组（现为民情联系组）。他也曾任中华总商会董事，目前是国际食品集团主席及新成立的新加坡邻里企业中心主席。

作为太平绅士探监委员（Visiting Justice）时，郭庭水须要写英文报告向上层反映监狱的情况，有时候会请儿子润饰文字。他记得某一次，竟看到女囚犯抱着襁褓中的婴儿。

“母亲犯错，孩子在监狱里出生，难道还要在监狱里长大，一辈子抹不掉？我建议让这个母亲假释一年，方便她照顾孩子。这样的情况须要写报告向部长汇报。”

受父亲影响，郭献川踏入社会后，也到加基武吉的监狱学校教A水准科目——理解与写作（General Paper）和经济。

郭献川记得，曾经营大吉超级市场的父亲作为区内商家代表，自掏腰包救急。“有个常到咖啡店吃饭的居民落难，父亲要咖啡店把饭钱都挂在他的账上。这些琐碎的事情，让我从以前就能体会民生。”

郭献川现在负责的哥本峇鲁（Kebun Baru）区有不少独居老人，他接下来的一项计划就是辅助这些长者原地养老。

从政前，郭献川曾在义顺当了五六年义工，那段经历让他真切感受，要了解国人需要什么，必须花时间沟通。父亲传授给他的诀窍，就是跟居民沟通时，不要忙着宣扬政策，而是要先聆听。

郭献川的体会是：“有些人来找议员时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他们一开口稀里哗啦讲一堆，我们必须先聆听，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一些真正的问题才会浮现出来。”

为了这次父亲节专访，忙碌的父子俩约记者在郭献川选区内的咖啡店见面，聊到以前和现在的基层工作有什么不同，话匣子打开了就关不上，尤其对于现代人心灵上需要的扶持有很多感触。

郭献川认为，现在的弱势家庭，问题比以前复杂，需要更全面的帮助。当议员就能从政策上寻求改变，更好地协调各个援助机构。

郭庭水说得更接地气：“现在的人身上的枷锁越来越重，摆脱不了，好像有一股闷气发不出来。现在的家庭越拆越小，没跟父母住在一起，要养育孩子，又要照顾父母，收入好像又赶不上日常开销。”

他还说：“以前基层组织的人年纪比较大，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很多时候是直接面对面谈。现在是网络时代，虚拟化的环境让很多人更孤立，真遇到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郭献川建议，应该教孩子基本心理学，或者打坐，学习怎样解决问题，学习怎样快乐。“我们教导科技，但是怎么获得快乐，也是需要人家教。我们的物质生活可能很好，但生活应该远远超过物质。”

虽然郭庭水从商，但他自嘲家中三代贫农，孩子还小的时候，一家七口挤在美芝路的两房一厅。

郭献川的童年在玩火柴和斗蜘蛛的日子中度过，父母鼓励他阅读，每个月都带他去百胜楼，买书几乎没有预算。后来，郭家搬到实龙岗花园，也常光顾那里的二手书店。郭献川自小就熟读中英文百科全书和童话书，从中学起就订阅《经济学人》，从不懂到看得懂。

“我长大了才意识到，那个时候父亲的生意才刚上轨道；他让我们无止境地买书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虽然重视阅读，但郭庭水对子女的成绩并没有很高的要求。郭献川说：“我父母说，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由于父母都是华校生，郭献川从小接触中华文化，1991年就跟着父亲去北京和广州，之后还跟父亲和祖母探访福建泉州老家。

虽然小时候没门禁，也无所谓家规，郭献川始终牢记父亲在他硕士毕业时的提醒：“从今以后，你要把文凭放一边，不要让良好教育变成你的累赘；只记得文凭，很多东西就变得不敢做、不想做。”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的父亲阿玛吉星大半辈子在公共机构服务，但毕丹星约10年前决定加入反对党时，阿玛吉星没劝阻。“在父亲眼里，儿子只是以另个方式为新加坡服务。”

这让毕丹星（43岁）十分感动，认为能有这么一位尊重孩子的父亲是他的福气。

配合父亲节，这位阿裕尼集选区议员透过电邮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小时候父亲虽会以藤鞭教训他和姐姐，但自他10岁以后，父亲就改以劝说、讨论和举例说明看法。

“那跟父亲究竟要孩子怕他或爱他无关，而是关乎尊重。他相信相互尊重，与孩子相处的方式随着孩子年龄渐大而改变。”

因此，孩子逆父亲意的问题在毕丹星家里不曾存在。“我上大学和开始工作后，他成了我的好友和知己，现在也还是。”

阿玛吉星（Amarjit Singh，69岁）目前是一家律师行的顾问，他也经常在周末到监狱辅导罪犯。在这之前，他当过17年的总检察署副检察司、四年的国家法庭法官，还曾是正规军人。

尽管当正规军人时孩子尚年幼，妻子则是家庭主妇，阿玛吉星还是毅然念夜校，并以私人考生身份参加A水准会考。

毕丹星说：“记忆中，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上班去了，回来时一脸倦容，但他再累也还是会逗家人开心。”

例如，阿玛吉星会把没吃完的军营压缩饼干带回家，毕丹星和姐姐就会啃着硬硬的饼干，津津有味地听着父亲讲述军中的生活。姐弟俩还会比赛，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脱下父亲的军靴。

离开军队在私人业界当了几年律师后，阿玛吉星偶尔周末回律师楼完成工作手尾时允许毕丹星同行，前提是毕丹星不能干扰他工作。“案件完结后，他还会分享看法，告诉我们何谓公正、公平。他也会告诉我们，他在工作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不仅仅是客户、证人、被告，还有法官和其他律师。”

父亲与人交心、无条件交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获得毕丹星的敬重。“他看起来十分严肃，其实非常直率、真诚。这相信是他乐观积极的原因，他总是做好了迎接每一天的准备。”

毕丹星如今当上一个政党的党魁，也可说是父亲间接促成。

由于起得早，阿玛吉星通常最迟晚上10时就睡觉。他有个习惯，就是会在床边摆台收音机。入眠前，他都会开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潜移默化下，毕丹星从小就对时事产生浓厚兴趣。

父亲亦师亦友，毕丹星至今仍经常与父亲聊天。毕丹星有时会带妻女上父母家，有时则是父母前来探访。再怎么忙，一家人都会设法每周相聚一次，让彼此了解对方最近在忙些什么。

无话不谈父子俩并非凡事看法一致。“我和父亲支持不同足球队，他支持利物浦，我是曼联，这可是争执的一个导火线！哈哈。”

毕丹星父亲明年将庆祝70岁大寿，一家人正计划同他一起去旅游。父亲没去过日本，毕丹星觉得父亲很想去这个亚洲国家。

在方方面面受父亲影响至深，毕丹星又打算把父亲的哪些价值观灌输给分别是4岁和10个月大的女儿呢？

“我的女儿还挺小，但我相信她们可从父亲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不会忘记父母是如何无条件地疼爱我和姐姐，总是把我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多希望每个女儿或儿子都有这样的父亲。”

当过承包商、古董交易商、保安人员，目前在一家设施管理公司工作，70岁的父亲在朱倍庆心中是个不屈不挠的好学者。为了谋生养家，父亲曾到香港打拼，经营古董生意，自学古董修复的工作。

东北区市长、淡滨尼集选区议员朱倍庆记得念小学时，会趁学校假期飞到香港见父亲朱伟平，知道父亲在港工作初期，一度只靠一张租来的床位解决住宿。在外打拼的生活不容易，但他从不让家人操心。朋友遇到问题，也尽力帮忙。

“父亲从不埋怨生活，他的乐观心态、展现的大我精神，我最敬佩。”

由于父亲的工作经验广泛，他从父亲的分享中了解各行业的挑战。例如，保安人员面对工作时间长的情况。这多少对他本身从事的工运工作提供了参考，也推动他去帮助有需要的员工。

不论是当初投身警察部队，之后加入全国职工总会并从政，父亲都给予支持。那份给孩子自主权的信任，朱倍庆年少时就已感受到。

他笑说，或许是父亲年轻时健硕的身材和脸上的胡子，父亲自然有种严父的威严。“不过，我不记得他责骂过我。如果我的成绩不理想，我会找母亲签成绩册，成绩不错时才找父亲签名。

“其实，父亲一定也知道我有考得不理想的时候，但我想他更重视的是我肯努力、有进步。”

这名公教中学校友记得，念中学时，他热爱足球、篮球等运动，投入不少时间在体育，以致到了中三中四时才常常熬夜温习课业。父亲常提醒他要有充足睡眠，并会到房间查看他是否睡了、在他睡着时帮他整理书桌上的书本。这位严父就是以这些平常不过的举动，让他和妹妹感受父爱的温暖。

“父亲也给了我很大的自主权，让我从小就学习为决定负责。我自己决定要报读的中学、初院，他从不要求我得念哪所学校。

“后来，我选择加入警察部队，尽管他会担心，但不曾反对我的决定，母亲也是如此。这反而促使我为自己的决定更努力。”

朱倍庆是警察部队海外奖学金得主，服务警队13年，2010年5月加入职总，目前是助理秘书长。

朱倍庆与妻子育有两名年幼女儿（分别为1岁多、3岁多），婚后与父母同住，直到幼女出世后，才搬到靠近父母家的住所。虽然工作忙碌，他尽量在星期天与父母共享晚餐。

接受这次访问期间，朱倍庆透露，父亲正在国外旅行，回国后会与孩子共餐，庆祝父亲节。

身为人父后，朱倍庆更能体会养儿育女的挑战，也从父母身上学到了许多。就像父亲与母亲给予他的信任，他也告诉自己要适度放手，给予孩子自主权与培养她们的责任感。

“当了父亲后，我发觉没有完美的家长，但家长对孩子的爱，是珍贵且永恒的。”

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官委议员特斯拉博士（Walter Theseira）自认是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就连他父亲溺爱自己这件事，也被他视为“有缺陷的思维”。

他举了个例子，一次他买了些水果，谁知这些水果是坏的，他父亲莱斯利·特斯拉（Leslie Edgar Theseira）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妻子购买时不够细心。当特斯拉告诉父亲，水果是他买的时候，父亲马上改口说水果不错。

“我是后来才体会到，我就是父亲的盲点。对我来说，把我惯坏了并不好。我小时候没意识到这点，还觉得被父亲宠着挺舒坦。”

特斯拉的父亲今年90岁，生于新加坡，在马六甲长大，战后回到新加坡，在忠邦村一带的西山公学（现为西山小学）教英文。母亲刘锡妹今年80岁，29岁从印度尼西亚邦加岛（Bangka）来新加坡后，经人介绍认识了这名英文教师。

特斯拉呱呱坠地的时候，父亲已经50岁，母亲40岁，特斯拉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或许是老来得子的关系，父亲对特斯拉总是疼爱有加。他烟酒不沾，总是买很多书给儿子。儿子才6岁，父亲却已经退休了，靠教补习撑起一个家。可是，天生固执的儿子却“不买账”，处处对父亲的做法看不顺眼。

比如，他说父亲很有正义感，遇到别人遭遇不平，会写信给政府部门或相关人士讨个说法，直到问题获得解决为止。但特斯拉认为“人们应该接受现实，往前看，或者自己想办法。”

又比如，父亲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有潜力，应该尽力栽培，就算表现不如人意也不要责罚。特斯拉不完全同意，他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而且每个人都应努力。

父子俩分歧最大的地方，恐怕就是特斯拉没按照父亲所期待的按部就班，而是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原来，欧亚裔的特斯拉小学没把华文学好，中学第二语文改修德文也没好好念，以致上不了初级学院。他家境虽普通，却一心想出国深造，因此并不想到理工学院升学。服完兵役后，他选择报考美国大学的入学试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结果成绩优异，恰巧有亲戚遗下一笔钱给母亲，让他幸运地如愿以偿，到美国求学。

他在芝加哥大学考获经济学学士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接着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应用经济和管理科学博士，父母骄傲地出席了儿子的毕业典礼。他现为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母亲：这个儿子很孝顺

虽然年轻时跟父母作对，而且到现在也无法理解父亲的一些做法，但母亲眼中的特斯拉是个孝顺的儿子。

特斯拉的父亲现在患有失智症，母亲通过电话用华语告诉记者，这个儿子“很孝顺，会带父亲去看病”。

说到父亲的失智症，原本一直理性回答问题的特斯拉语带感伤地说，父亲现在好像跟他对换了角色，成了个需要别人替他做决定却不怎么听话的孩子。“这对孩子来说很不习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父母知道该怎么做。”

单身的特斯拉跟父母同住，他透露，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母亲不肯请女佣，但照顾父亲的任务却越来越辛苦，他今后可能得考虑把父亲送到疗养院。

年事已高的父亲有时候已经不认得妻子了，但他却不会认错儿子。特斯拉眼里的父亲，就是这么宠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