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某一天，36岁的俱乐部女经理骑电单车回家途中发生车祸丧命，她的双亲永远等不到她回家吃晚饭。女经理被一名鲁莽驾驶的司机撞死后，家人伤痛欲绝。几年后，母亲也黯然离世。
当年，肇祸司机被判罚款8000元，各级驾照吊销五年，去年可以开车上路了。本月8日，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参与公路交通（修正）法案的国会辩论时，提到这起让人难过的个案，并指出危险驾驶者的惩罚与他们对其他人生活的影响不成比例，她因此赞成法案新设定的强制最低刑罚条例，让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或严重受伤的人必须坐牢。
当天三读通过的公路交通（修正）法令是至关重要的民生法令，因为每人每日平均有几个小时在公路上。本期《实况报道》请交通专家和律师就法令的修正发表看法，并比较海外开车导致他人死亡的刑罚。
维持公路安全是人们共同的责任，随着科技普及，公众如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充当执法当局的耳目。他们可以举报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或其他缺乏公路安全意识的人。
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在国会参与公路交通（修正）法案二读辩论时指出，针对不负责任驾驶行为的举报，过去五年来增加超过七成。
公众也认为，反映这类行为的网络视频也越来越多。
在交通工程顾问戈彼纳·梅农（Gopinath Menon）看来，这个现象并不表示过去没有那么多危险驾驶的情况。“只不过有了汽车摄录器和社交媒体，不顾安全的驾驶者更无所遁形。”
陈其玉律师（Tan See Swan & Co）说，包括公共闭路电视在内的录像，都是解决交通纠纷的重要方法，因它可说明意外如何发生、司机犯了什么罪等。
“许多时候，科技也协助法庭和律师了解事发情况，并依据情况给被告定罪。”
他认为，汽车摄录器的价格不比车子昂贵，建议当局强制车主都要安装，“它不仅可以录像，也可以记录行车速度。当意外发生时，就能协助当局和司机。因为一切都有记录，这也有助于提醒司机开车时须更小心。”
随着多项严重交通罪行的刑罚相应提高，不少议员也建议当局更广泛地利用新科技，如要求车商安装防止酒后驾驶的汽车安全驾驶装置，以及驾驶限速器等。
车内 “免提” 设置难保安全
然而，科技本身是把双刃剑，对公路安全也起着一定的负面效应。
处于人手一机的时代，驾车者上路时往往会把手机放在显眼的地方，或是利用车载手机系统，方便在必要时查看短信或接听来电。
公路交通法令于2015年生效的修正条例，已全面禁止驾车者在驾驶时手握并使用手机和其他移动通讯产品。不过，把手机放在托架上使用或免提方式是允许的，这也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所采用的制度。
对此，交通专家和律师认为，即使免提方式是许可的，使用手机可能会分散驾车者的注意力，提高发生车祸的风险。
陈其玉说：“我无法确定使用免提手机开车的人，其干扰是否比握着手机来得少，或比较不危险？有研究显示，用免提手机同样有危险。可以肯定的是，公路安全法令应该更经常检讨。”
曾任初庭（国家法院前身）交通庭法官的李迪能律师（Legal Clinic LLC）在大学时曾开过电单车，当时他感觉是安全的。
最近为了好玩，他想买电单车来骑，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
“我现在觉得不安全，因为许多司机受到手机的干扰，我在不犯规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意外。”
学者：应注意培养个人公路安全意识
他认为，科技日新月异，法令也应该与时并进。公路交通法令上一次全面修正是在1996年，当局须定期检讨法令，才能制订有效条文来对付新科技衍生的罪行。
新加坡国立大学交通工程学副教授钱雄楚强调，在利用科技提高安全、驾驶效率和舒适度的当儿，人们更应注意培养个人的公路安全意识。
他举例，过去车门没关好，车上并没有感应器提醒司机，但司机仍会留意，及时提醒乘客。“当时，我们更加注重安全，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我想现在我们失去这方面的意识。”
钱雄楚补充说，陆路交通管理局在十字路口安装三色右转箭头交通灯，开车者必须等到箭头转绿才可以右转，也凸显我国已经习惯以制定规则来解决问题。
他说，虽然法律和规则是必要的，但是过度使用规则不一定会提高安全，反而可能削弱驾车者判断路况的能力。“要进一步改善公路安全，发展我们迫切需要的安全文化，就不能过度依赖规则和科技。”
加强刑罚还需执法行动配合
公路交通法令的修订将加强保护公路使用者，但也必须依靠当局的执法行动，包括交警巡逻、设路障突击检查司机是否酒后驾驶，才能有效改善整体的公路安全水平。
陈其玉律师说，他相信法令修正后，法庭会提高违规驾驶的刑罚。这些年来，法庭已加重驾驶罪行的刑罚，“根据我们的观察，坐牢和吊销驾照通常比罚款更能达到惩戒作用。”
针对这次的修订，他认为有三个显著意义：
一、增设危险驾驶和粗心驾驶两项罪名（相当于《刑事法典》中的鲁莽和疏忽行为），而新罪名就不同程度的伤害分为四个等级，即死亡、严重伤害、伤害和危及生命。
他说，过去涉及驾驶的罪行可被控刑事法典和公路交通法令，这次修订结合了这些罪行，将它们集合在公路交通法令，“修订后，驾驶罪行都会以违反公路交通法令的罪名被控，能取得一致性。”
二、根据新的修正法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或重伤，驾车者将面对强制最低刑罚。若导致他人死亡，初犯者可面对监禁至少两年，重犯者则面对监禁至少四年。
陈其玉说，最低刑罚一般是用在严重罪行，“所以推出这个新条文，显示国会也把一些驾驶罪行视为重罪，必须有强制的最低刑罚。”
三、修正法令通过后，驾驶者过去以罚款销案解决交通违规事件，法庭将当成加重罪行的考虑因素。当局认为，罚款销案的记录很好地反映驾驶者的驾驶行为。
陈其玉说，法令修正之前，有人质疑是否应该把罚款销案当成加重罪行的考虑因素，因为罚款销案毕竟不是案底。
如今修正法令澄清了罚款销案可当成加重罪行的考虑因素的立场，“公众应该明白，未来所有通过罚款销案的驾驶违规事件，都能当成判刑的考虑因素。”
专家支持严惩酒后或受毒品影响驾驶者
受访专家尤其支持严惩酒后或受毒品影响的驾驶者（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简称DUI）。根据修正法令，DUI的刑罚将加倍。酒驾者的驾驶执照会立即吊销，直到法庭对有关案件下判为止；初犯和重犯分别可被禁驾至少两年和五年，第三次犯法就终身禁驾。
他们肯定修正法令的惩戒作用，至于公路安全水平会因此提高到什么程度，警惕效用又是否持久，则有待时间来证明。
黄安东尼律师（United Legal Alliance LLC）指出，酒后或吸毒后开车，判断力会受影响，这样的开车行为本身就是鲁莽，不该被容忍，所以政府修订法令加强刑罚的时机是恰当的。
他建议强制所有司机每几年就得上安全驾驶课程，并且让他们看看恶劣驾驶行为的后果——类似香烟盒上骇人的照片，“课程可能短，但会有所帮助。”
钱雄楚则认为，加强刑罚只是其中一环，当局还必须更严格和更广泛地执法。“这就像停车罚款一样，稽查员经常来，被逮的可能性很高才会有效。”
按经济能力罚款引发争议
罚款该怎么罚，罚多少才算合情合理？官委议员特斯拉博士在国会深入剖析这个问题，建议罚金与肇祸车辆的公开市价挂钩，或许是当局可以考虑的做法，以加强罚款的阻遏作用。
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玲回应时指出，虽然芬兰等一些司法管辖区实行了以收入为依据的罚款制度，但英国等地在试行类似制度后，选择终止计划。
她补充说，内政部将研究类似制度在我国是否适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特斯拉按经济能力罚款的建议引起公众两极化的反应，交通专家和律师则一面倒不表赞同。
戈彼纳解释，我国法律条文惩罚的是驾驶肇祸车辆的司机，而不单纯针对车主，采用车辆公开市价来计算罚款的方式不公平。
交警执法时一般会先发通知书给车主，要求对方提供在事发时驾车者的资料，之后才开出罚单或传票。
此外，新加坡奉行的刑事政策是基于犯罪的严重程度，而不是根据被告的收入来决定刑罚处分，因为法律必须不分贫富。
陈其玉律师说：“按特斯拉说的情况，那我们就得划一所有罪行，比如高收入者乱抛垃圾或贪污，罚款额应比低收入者来得高。”
钱雄楚也说，如果接受这个论点，那么停车罚款也要按车辆价格来计算。
李迪能律师则指出，开大车的人一旦发生碰撞或违规事件，就得比开小车的面对高几倍的罚款，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法令是要对付不遵守公路安全规则，对他人生命构成威胁的驾车者，刑罚必须统一。罚款跟向高收入者征收多一些税务的概念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
黄安东尼律师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贫富、权势、性别或种族。
“不过，一旦涉及公正就不同了，公正是当怜悯可以调和法律，即可以法外开恩。”
“只要有一个判刑的范围，允许法官灵活判刑，那执行法律时就不会牺牲掉公正。同样的，执行公正时，也不会因此牺牲掉法律宗旨，这两者必须取得平衡。”
研究：提高罚款额 闯红灯罚单数量减
特斯拉引述一项研究说，学者发现以色列在1996年把闯红灯罚款额提高150％后，闯红灯罚单数量整体下跌了30％。
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司机，本来更常违规的他们，自罚款额提高后，减少违规情况比年龄较大的司机多一倍以上。此外，驾驶较新车辆的司机更有可能闯红灯，也对罚款额的增加较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