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措施的重心从往年的婴儿花红转移至育儿津贴，受访学者认为，这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减低他们的家庭开支。
也有学者认为，无法单靠金钱一举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接下来有关工作与生活和谐的讨论，也将成为缓解挑战的管道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受访时说，新措施不仅明确针对各收入阶层的家庭，以及学前教育等个别领域，也有助于直接缓解生活费上涨的问题，因此会更加行之有效。
谈及新配套未有针对灵活工作安排的具体详情，陈恩赐说，这样的问题难以从政策层面作出调整，例如改变职场文化、工作重心等，这些并不在政府的控制范围内。因此，成立公民咨询小组探讨如何让雇佣双方在实行灵活工作制时达致双赢，将有助于改善情况。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则指出，新措施展示政府应对生育率下降的决心，而这些措施是否代表政府将采取更全面的应对方案，仍有待观察。
他指出，金钱固然有助于解决问题，但以往的措施显示金钱并非万灵丹。围绕工作与生活和谐课题展开的全国讨论，也将成为解决生育率挑战的管道之一。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推迟结婚与生育年龄，新加坡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杨紫婷副教授指出，政府取消人工受孕的45岁年龄顶限，并且不再限制进行人工受孕的周期次数，将给予年长女性更多选择。
根据她过往的行医经验，年过45岁的妇女受制于年龄顶限，连尝试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机会也没有，如今取消限制至少能让她们尝试后获得心灵上的慰藉。
她说，辅助生殖技术的价格并不便宜，例如体外受精术的平均价格在1万5000元左右，如今政府提供更多津贴，有助于鼓励更多年长妇女尝试受孕。
针对国人迟婚和迟生育的现象，陈恩赐也指出，若单身人士的生活总是被工作占据，约会、结婚和生育自然不会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他们需要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让他们可以享有工作以外的生活，继而进一步考虑结婚生子的问题。
“我们需要的不止是更多工作以外的时间，而是合理的工作要求以及容得下结婚生子这类考量的心态。不过，如今数码科技能让我们全天候24小时都心系工作，常会侵占我们的休闲时间，这样的做法和文化需要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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