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业后成家 晚婚晚育大势所趋

他们当中有的想享受二人世界，有的要为事业打拼，有的则还在寻寻觅觅……在新加坡生育率不断创新低的大趋势中，他们是不可忽视的一群。

“成家立业”的古人智慧对他们来说有相反的新时代诠释，“立业成家”恐怕才是更多年轻夫妇赶搭的人生列车。

学者和过来人接受《联合早报》采访，分析年轻人先立业后成家，晚婚晚育的人生规划有何好处缺点，以及鼓励生育政策加码能否逆转生育率下滑。

晚婚晚育趋势单从数据就能窥见一斑。新加坡统计局7月公布的2018年结婚与离婚概况显示，我国去年共有2万7007桩婚事，比前年的2万8212桩少。男性首次当新郎的年龄中位数从2008年的29.8岁略升至去年的30.2岁，女性则从2008年的27.3岁提高至去年的28.5岁（见表）。

移民与关卡局的2018生死注册报告也指出，女性似乎越来越晚育，她们生育第一胎的年龄中位数，从2009年的29.7岁提高到30.6岁（见表）。

我国整体生育率继前年降至1.16后，去年再跌至1.14的新低，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

协助管理人口政策的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最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本地年轻人在感情上普遍抱着“随缘”态度。这群“回声潮世代”（Echo Boomers）是我国结婚率与生育率下跌的主要原因。“回声潮”指的是二战后婴儿潮的下一代，大约在1985年至1995年之间出生。

杨莉明说：“年轻人越来越迟婚，也更迟生育，因为他们觉得保持单身或婚后不生育没什么问题。”

在杨莉明看来，“回声潮世代”的女性都受过良好教育，职业抱负也不逊于男性。另外，现在的年轻家长有更多想追求的兴趣，他们单身时从事的活动，生育后也不愿放弃。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告诉《联合早报》，拼事业、提高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收入，是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晚婚晚育一大因素。

“他们认为，要做出成绩就要对事业投入，这样才能赚取一份甚至两份高薪。很多人虽想要孩子，但觉得投入的时间、金钱和体力，跟他们所追求的事业发展和生活方式不相称；又或者他们认为，眼下世界乱象不适合孩子成长。

结婚四年的丁克族（Double Income No Kids，简称DINK）汤姆（假名，33岁）和杰西卡（假名，31岁）在不同公司担任初阶主管，住在邻近市区的三房式组屋，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崇尚毫无拘束的生活，平时喜欢在家招待朋友，或者带着领养的狗散步。

夫妻俩受访时说，两人对不生孩子的想法一致，认为结婚是为了携手陪伴，不是为了生孩子。汤姆表示，妻子若想要小孩，可申请当寄养父母。杰西卡认为：“生儿育女好处，无法取代我们的理想生活方式，或是做一个随心所欲的人。”

考虑到国人迟婚，明年起45岁的人工受孕年龄顶限将消除，可申请额外托儿津贴的家庭月入顶限也将从7500元大幅调高到1万2000元。陈恩赐认为，政策应该能放缓生育率下滑的趋势，但无法逆转大局。

“我认为应该培养一种更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将生产力和资讯科技带来的实质性好处，转化为更优质的生活，让人们有时间享受天伦、追求梦想、好好休息。”

要做到这点，陈恩赐认为，人们应重新规划生活重心，提高经济生产力，把财富更均等地分配给主要是中等阶层的公民，让他们过上有质量的生活。

“回声潮世代”的出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带给新加坡一轮婴儿潮，随着他们进入养儿育女高峰期，我国生育率会否迎来新契机？陈恩赐认为，这应该只是昙花一现。

好爸爸中心主席云大玮（62岁，猎头公司总裁）23岁就结婚，婚后七年才迎来老大。他的三个女儿年龄很接近，老大31岁已婚，小的27岁。

他以过来人身份说，现在生活压力和开销大，年轻夫妇先拼事业、再生孩子无可厚非——夫妻双方性格更成熟，经济能力也较稳定。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35岁左右生都可以。生孩子最好是接二连三，一次过咬紧牙根，孩子长大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常劝年轻夫妻，在计划生育范围之外多生一个，以免老了后悔当年少生一个，所以我原本只想生两个，后来又再生一个。”

张颖诗（37岁）跟老公陈志明（40岁，数据存储硬件公司报价分析员）交往八年才结婚，婚后又当了八年的“丁克族”，去年10月生下儿子陈信泉，如今宝贝已经10个月大。

相处多年后，夫妻俩的感情升华到新高度，日常生活也更有默契。张颖诗认为，这对适应宝宝到来后的种种压力帮助很大。

“我们听过朋友生了孩子后家里出现很多摩擦。我们很迟才生孩子，感情基础比较好，两个人的‘团队精神’十足；即使争吵，也只是换尿片时另一人没预先准备湿纸巾这种小埋怨。”

张颖诗和陈志明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书时认识，拍拖的时候就希望能多了解对方、给彼此空间，因此一直没急着结婚，而是以自己的步伐慢慢立业成家，一切顺其自然。

两人相似的家庭背景也是他们不急着有孩子的原因之一。张颖诗八九岁随父亲从香港来新加坡求学，在本地长大，父母后来常年在香港工作。陈志明土生土长本地人，父亲在荷兰工作，现在回来退休。父母不常在身边，他们少了“催婚、催生”的压力。

“我们两人都爱旅行。我在生孩子之前，跟随丈夫到美国住了两年，回国后我们又经常旅游，常常趁着周末到香港探望父母，或是到泰国、越南等地。知道自己怀孕之后，我更是每个月都出国，因为想到以后出游没那么容易了。”

两人住在五房式组屋，想自己带孩子，所以没请女佣，再加上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三个月大时就送到托婴中心，幸运的是，住家对面就有教会开办的托儿所，扣除基本津贴后，每月托婴费大约700元。

小信泉在托婴中心适应得不错，公司对张颖诗也非常照顾。她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司（Changi Airports International）担任公关部副主任，公司允许她在结束四个月产假后的一年里，每个星期只在星期二、三和四工作。

“我对此非常感激。不是每家公司都会答应员工这样的要求。这样一来，我既能见证儿子的成长，也能兼顾工作以及我重视的财务独立，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虽然没刻意拖延生孩子，但如果可以再来一次，张颖诗还是觉得现在有孩子是对的时机。

“如果是20多岁30出头，我可能不像现在这么成熟、有耐心。现在朋友们的孩子都长大了，我可以观察和吸收他们的育儿经验。再加上经济能力比较好，我们可以给宝宝买比较好的床；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月，我们就决定买车，也有能力送孩子去托婴所。这一些放在较前阶段，都会是挺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张颖诗坦承年轻时候生孩子，体力可能会比较好，现在如果要再追一个孩子，会先考虑自己的年龄，以及思考今后如何才不会为孩子带来负担。她现在已开始积极为退休做规划。

黄翠燕（38岁）与丈夫拍拖约三年后在30岁结婚，过了三年的二人世界后有了女儿。夫妻俩原本计划“两个就够了”，没想到第二胎是双胞胎儿子。同一时间迎接两个小生命，夫妻俩的开销与精力顿时加了一倍。

有了孩子后，家里热闹温馨，女儿莉馨已经5岁，双胞胎儿子明凯与明哲3岁，都能与父母有更直接的互动。对身为独生女的黄翠燕而言，看见孩子从小建立手足情，觉得特别可贵。

在一家教育学府当公关的黄翠燕庆幸工作地点设有托儿所，方便接送孩子。

孩子满18个月后，她安排他们到工作地点的托儿所。托儿所由伙伴业者开设，加上职员享有折扣，以及职业女性获得的基本托儿津贴，每月得为每名孩子自掏学费大概550元，加上孩子在托儿所上的增益课，是另一笔约300元的费用。

如今孩子上托儿所，育儿安排算是比较稳定，但当新手妈妈和照顾双胞胎的初期却极富挑战性，得靠父母和女佣帮忙。

生下长女后，黄翠燕与丈夫詹兴扬（40岁，研究员）有一段时间与父母（现72岁）同住。父母那时已退休，考虑到两老的健康与年纪后，夫妻俩决定聘请女佣帮忙照顾孩子。

双胞胎儿子出世后，他们有一段时间住进公婆家。儿子出世后的第一年，夫妻俩另聘一名女佣帮忙，专门照顾双胞胎。

“儿子要喝奶、大便的时间都一样，同时照顾两人真的不简单，晚上也比较辛苦，不得不在那一年多请一名女佣。

“双胞胎很‘黏’彼此，其中一个晚上不想睡，就会影响另一个。两人还会轮流‘捣蛋’，需要很大的耐心。”

明白双胞胎父母育儿挑战大的黄翠燕认为，这些家长享有的产假、育儿假应该比一般父母多一些，毕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加倍。

黄翠燕怀双胞胎当年35岁，自觉压力有些大，担忧体力和精神能否应付。她都是生产后四个月回到工作岗位，庆幸丈夫是亲力亲为的好父亲，会善用陪产假，平时会帮忙分担育儿工作。

目前居住在盛港执行共管公寓的一家五口少不了女佣好帮手。女佣每天陪着黄翠燕带孩子一起搭德士“上班”，这一程原本由丈夫接送，女儿较大后她改为预召德士“上班”，放工后才乘丈夫的车回家。女佣早上随行搭德士，帮忙看顾孩子，再自己回家。起初，双胞胎不习惯坐陌生人的车子，需要花时间哄他们上车。

养儿育女过程中方方面面的考量与琐碎事，只有身为父母者能感同身受。婚后没马上计划生育，先享受二人世界，这也是现代夫妇的选择。

黄翠燕自认，他们不完全是为了拼事业，而是觉得还没准备好，想先慢慢品味“个人空间”，加上她原本只想生一个，没有“特别急”的压力。不过，丈夫来自大家庭，希望女儿有弟妹。

五年没出远门旅行的夫妻俩下个月将带三个孩子到澳大利亚旅游。生育孩子前，夫妻俩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旅行，地点可远至欧洲，但过去五年只选择到马来西亚或泰国做短假游。

育儿过程中不免得放弃一些个人时间，但黄翠燕体会到天伦之乐。“我是独生女，成长期间觉得家里很安静，现在家里三个孩子活蹦乱跳，大女儿还会陪弟弟玩，感觉整个家热闹有活力。

“孩子现在建立的手足情，相信有助他们日后相互扶持。这些年来虽然的确觉得累，但我们夫妻也深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