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工作与生活和谐的公民咨询小组昨天（9月28日）举行首场讨论会，由58名新加坡人组成的小组就如何更有效地支持个人兼顾工作与生活需要，互相交流经验与建议。最后一场讨论会定于11月9日举行，届时小组将拟定好建议报告，并提呈给劳资政代表与相关社区组织检讨。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今年6月宣布，成立几个由第四代领导负责的公民咨询小组，针对特定领域与人民交流，共创解决方案。工作与生活和谐课题的公民咨询小组，由协助管理人口事务的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负责。
超过300人在今年7月响应政府呼吁，报名参加公民咨询小组，获选加入小组的包括各领域的雇主和员工，家长以及单身人士皆有。
杨莉明昨天与教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刘燕玲，以及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费绍尔博士出席首场讨论会，聆听参与者的分享。
杨莉明指出，咨询小组会探讨如何支持新加坡人过更充实的生活，有共识地定义工作文化与社会观念。
“要如何取得工作生活和谐，关乎社会观念。每个人的经历与观点各有不同。公民咨询小组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提出各自观点，讨论我们能扮演的角色，共同打造工作生活和谐。只有靠集体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接下来，公民咨询小组成员还会利用另外三个周末，通过小组方式集思广益，相关政府机构或企业代表也可到场与他们交流。
经营自己生意的谭慧芬（41岁）是小组成员之一，她的公司为企业介绍自由性质工作者，因此也常接触到为了家庭需要选择自由工作的员工。
她受访时指出，她当年生育孩子后，获益于灵活工作安排，认为灵活工作安排应该推广为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特权。“但每个人也要扮演自己的角色，有时问题在于执行方面，上层可能支持灵活工作安排，但中层经理，或是人事部等可能没有相关能力去执行。员工也得做好本分，获取同事的信任。”
另一名小组成员余轩德（28岁）认为，期待工作与生活和谐的不仅是家长，像他一样的单身者也会有照顾父母等生活方面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调适并相互沟通，才能改变工作文化。
育有三名8岁至15岁儿子的本地艺人黄嫊方也获邀加入小组。她受访时说，工作生活和谐的定义和对象很广，她在听其他成员分享后发现，讨论“不只着重在如何设计灵活工作安排，也是提醒我们要如何适可而止地放下工作，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我们也不希望下一代只成为工作的奴隶”。
到场与小组交流的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詹惠凤也提到，工作文化的改进须渗透职场各个阶层，重视每名员工。
她说，很多时候提起工作与生活和谐，大家只想到育有年幼孩子的家庭，这会造成职场不必要的隔阂，单身人士或育有年龄较大孩子的家长也会有灵活安排的需要。
公众如果想提出意见，也可通过网站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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