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党市镇会官司“第一回合”有定论！高庭法官星期五（10月11日）早上发布判词，判三位工人党重量级议员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须为市镇会蒙受的损失负法律责任。
持续许久的市镇会风波有了新进展，但要说三人最终得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少，政治观察家与律师受访时都分析说：“为时过早”。
为什么这么说？看以下五点，了解此次判词中，你必须了解的一些关键事项：
料不影响三人下届大选的竞选资格
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三位都是现任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其中两人还是前任和现任党魁，这次高庭法官加南拉美斯（Kannan Ramesh）的判词一出，大家最关注的是：这将如何影响三位工人党市镇会理事的政治前途？
不过，以现阶段来说，由于案件属民事诉讼，判决其实还不会影响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的国会议员身份，三人也可决定是否要对判决上诉。
这起民事诉讼分两轮庭审。法庭将进行第二轮庭审，决定市镇会蒙受的损失以及三人须支付的赔偿金额。政治观察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分析说，即便进入“第二回合”，决定了刘程强等三人须支付的赔偿金额，估计工人党议员还是会提出上诉。他认为，对反对党管理市镇会来说，理清议员或市镇会理事作为受托人在法律上的义务，相当关键，而这过程料会很长，甚至到下届大选都不会结束。
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已在今年8月1日成立，这意味着下届大选的程序已启动。
下一轮庭审 才决定赔偿金额
与机构监管有关的民事诉讼案中，赔偿与索偿额经常是重点。在这起官司中，这也是控辩双方的关键分歧点之一。
问题来了：到底是要赔偿3370万元、62万元，还是少至1万5710元？
在官司中，诉方是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简称AHTC）和白沙—榜鹅市镇会（简称PRPTC）。这两个市镇会都起诉包括三位工人党领导人在内等八造，从2011年7月到2015年7月之间，在管理市镇会过程中失职，为此索偿3370万元，即AHTC蒙受的损失。
然而，在长达17天的审讯中，代表工人党理事的辩方律师屡次反驳3370万元这个数额。辩方坚称，从独立会计师KPMG的报告中可看出，工人党答辩人可被追讨的款项，最多是62万元，至于剩余款项，KPMG并无法断定AHTC是否蒙受损失。
辩方律师说，62万元中有60万零8911元，被审计师视为不应该被计算在内，因为这不是项目管理费；若是如此，就只有1万5710元是可以追讨的。
这起官司的另一关键后果是，下来三名议员如果无法偿还赔偿，将被判破产，而一旦如此，也会马上丧失议员资格。
这个“数学”题怎么算，还待下回合分晓。
市镇会本是政治架构 可减轻理事的受托责任？法官：不行！
受访的观察家点出，加南拉美斯发布的判决，有趣在于它并没有忽略市镇会的本质，即市镇会本来就是“政治”的。市镇会1989年成立，宗旨在于让各选区的国会议员有管理市镇事务的自主权，在此次审讯中，辩方也多次开炮反击诉方，指市镇会成立既然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当选议员须向选民交代，法庭不应该代市镇会做决定。
但加南拉美斯在判词中明确指出，市镇会的政治性质并不能减轻市镇会受托理事的法律责任。他指出，根据《市镇会法令》，市镇会是“法人团体”（body corporate），这意味着市镇会的法律义务等同于一家公司的董事所须负的法律责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制度与机构研究中心主任卢耀群副教授也指出，正因为市镇会有政治性质，它更应该有一套机制，确保理事认真看待他们的受托责任。
面对诸多不确定性 关键在选民怎么看工人党
单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判断三名工人党议员要付出的代价可能真的为时过早，但工人党面对的另一项严苛考验，可能是大众的舆论。
工人党现任党魁毕丹星2017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曾坦言，市镇会官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民对工人党的观感。
这次判词中，加南拉美斯的措辞非常强烈，直指三名议员“行为不当”，而且是“共同试图为他们的不当行为披上真相和信誉的面纱”。“这样的做法说明他们行为不诚实，有违他们作为受托人应坚定忠于AHTC的义务。”
2015年大选，工人党输掉榜鹅东，并且在后港单选区和阿裕尼集选区得票率下滑。当时许多政治观察家就分析说，市镇会管理暴露诚信问题是该党政绩受挫的原因之一。
如果面对刑事诉讼 后果更严重
最后，如果面对刑事诉讼，三名工人党议员的政治前途将受到更大的动摇，随时失去议员议席。为了尽可能减少事件对选情的影响，工人党相信会在下届大选调整各选区的排阵。
卢耀群副教授解释说，一旦判定损失超越市镇会索赔范围，而牵涉到公共利益，例如发现有公款被滥用，或有不诚实的举动，民事诉讼案也可随时升级为刑事案，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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