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主义风潮吹入本地 大学校园拒极端推广包容

目前席卷全球的各类学生运动中，年轻人满腔热情关注不同议题，青年斗士形象鲜明，这对本地大学生也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学生群体行动意识提高，本地大学校园出现以政治通识教育为主轴的倡议组织，不刻意推动特定议题，推广并促进包容社会，拒绝极端行为。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令杨伟坚（26岁）甚为难忘。

今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女生马芸把她在宿舍冲凉遭偷拍的经历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学之间很快地开设聊天群组，自发讨论如何向校方提出反馈，接着有不少人在大学城举行的大会上表达不满与诉求。

那段日子，杨伟坚感觉校园里有一股很强的行动意识，这对他来说是相当少见的。“大家都充满激情。不只限于讨论和表达想法，当时很多人都付诸行动，推动校方做出合理回应。”

杨伟坚对“行动主义”（activism）并不陌生。不论是在推广青年政治意识普及方面，或是支持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LGBT）议题上，他过去一直站在前线；在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群体中，他也是较积极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一员，并且还在校园内成立新的倡议组织，领导和他有相同热忱的同学。

即便如此，马芸事件在学生群体中引发的效应，仍让他感到惊讶。这位耶鲁—国大学院法律与博雅教育双主修毕业生受访时指出，不管是启发马芸采取行动的反性侵“我也是”（#Me Too）运动，或是LGBT和反气候变化等议题在世界多个地方掀起的浪潮，都显示行动主义正透过互联网这个重要载体变得全球化，而青年将是最直接受这类运动影响的。

杨伟坚指出，校园最可能受各种议题的发酵冲击，让大学更可能成为主要角力场，学生群体与大学管理层下来都应该关注这股趋势。

自认是行动主义分子的杨伟坚，也在反思学校是否推动行动主义的最佳场所。他说：“我认为我们在用热情挑战各种框架时，也有必要退一步思考。像集体罢课或静坐抗议这类行为就逾越了我的底线。我认为这么做反而马上缩小校园自由空间，限制积极正面的讨论。”

杨伟坚所形容的这种矛盾心理与处境，正是近年校园内一些较新的倡议组织必须面对的。

根据《联合早报》统计，2015年至今，本地大学出现至少五个由学生发起并全权管理的倡议组织，其中有两个组织将宗旨设定为更广泛的政治教育普及化，而非推动特定议题，让校园内的政治参与能多一点包容，少一些极端。

2017年成立的青年组织“推广倡议与政治教育社群”（Community for Advocac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简称CAPE）是其中一个例子。一群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与耶鲁—国大学院的学生当初成立CAPE，主要是发现到许多年轻人虽想要参与政治，却不了解本地政治和法律程序，不清楚要怎么通过合法管道，向政府与领导人提供建设性的反馈。

CAPE协调人尤伟杰（23岁）和负责组织对外联系的刘忆仪（20岁）受访时一再强调，他们理解在校园内做政治推广有局限，办任何活动时会谨慎考虑政治敏感度。合法、理性和非党派，是他们反复强调的三大原则。

尤伟杰提到近期香港社会矛盾在校园与青年群体中蔓延。他说：“很多新加坡人只会在网上宣泄，这是个危险的现象。

“一旦国人认为自己的意见被政府忽视，感觉自己在打造社会方面缺乏话语权，便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甚至走向极端或暴力。在香港就看到这样的例子。”

由南洋理工大学学生成立的“南大无党派协会”（Nanyang Apolitical Society，简称NAPS）以及CAPE的活动，都以政治通识教育为主轴，不会刻意推进个别议题。

NAPS在较活跃的时候会在网上发表有关新加坡政治和政策的评论，CAPE则会在网上发表文章与图表，解释公民向国会呈交请愿的程序、议员接见选民机制的运作等，并且定时追踪国会开会情况，包括统计与整理代议士在国会的发言。该组织也定期举行学习坊，这些活动有时面向大学生，有时也开放让公众参与。

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曾带着他的国会助理，一同帮CAPE主持“国会101”学习坊，向年轻参与者解释国会的基本运作。根据他与学生组织接触的经验，他认为本地不少年轻人都有意通过研究和佐证等理性方式，推动社会改变。他相信学生在校园“搞政治活动”，不会轻易越界。

黄国光是本地关爱动物研究协会（ACRES）的创始人。对比当年的行动主义分子与今日的年轻人，他表示现在的学生组织在推动议题时不再只限讨论，他们会希望动员更大的群体，也有能力和渠道这么做。

■大多议题受全球运动影响

■互联网是主要信息接收和沟通载体，但活动不仅限于线上

■采用写请愿书和公开信、办集会与对话会等手法，号召青年参与

■采取理性、论证和非对抗式姿态

■部分组织以政治通识教育为主轴，不刻意推进个别议题

研究本地学生运动的学者指出，校园内出现政治行动主义至今仍让人民行动党政府非常紧张，近期一些大学校园事件中，校方的处理与官方回应显示，政府不会放松对学生组织与活动的监管，校园的大环境还是“去政治化”。

自1950年代学生运动后，本地校园内几乎就不再有政治运动，英国历史学者玛丽·滕布尔（Mary Turnbull）曾评断说，新加坡学生行动主义已经终结。不过，围绕不同诉求的全球学生运动近来在本地校园里吹起一阵风，年轻人开始更主动地在校园内组织活动，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发声。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黄坚立副教授分析说，如今校园内学生更具有政治意识，主要是新加坡过去几十年在教育发展方面投入大量资源，新一代青年受教育程度高、旅游见识广，也能轻易接收不同资讯，而社会中产阶级的扩大，也让青年政治参与诉求提高，这和过去校园学生运动的性质不同。

不过，他指出，由于政府会抑制校园内政治空间的扩大，在校园内萌芽的任何行动意识最终可能必须在校园外才能实现，学生或必须加入一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民社会，或直接参加政党活动。

他说：“年轻人政治意识的整体提升是否推动学生从原来的政治冷感，转为行动主义的实现，也存在未知数。眼前有太多阻挡因素，如年轻人可能步入人生新阶段，也得照顾基本物质需求，如事业发展、家庭组织等。”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认为，校园里出现的新一代行动主义由于有全球化色彩，学生必须保持警惕，确保活动合法且没有外部势力侵入，时刻掌握主导权。

但他也指出，这不代表这类推动特定议题和有高行动力的组织，应直接被当成怀疑对象，学校管理层必须适应新趋势，找到与这类倡议组织沟通的新模式。

由耶鲁—国大学院学生成立的“去化石燃料”组织（Fossil Free Yale-NUS）今年9月与其他青年一同举办新加坡气候大会，也在网上发起请愿书，呼吁国大最迟在2024年从所有化石燃料公司撤资。

组织负责人莫勇杰（24岁）指出，本地其他大学的学生表示对环保运动和对抗气候暖化有兴趣，向他询问如何在校园内成立类似组织。他说：“校园内对倡议活动的接受度显然提高不少，学生也更愿意为社会献力。我相信未来校园内会出现更多倡议组织。”

一些学校教师在参与了本地大学倡议组织办的政治通识学习坊后，对这类活动的接受度提高。过去两年，由CAPE等组织办的学习坊也开始走入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

莱佛士书院和诺雅初级学院受询时，解释校方如何确保学习坊的内容与学习目标契合。

莱佛士书院的五年级与六年级学生目前可选择参与长达一年的莱佛士社区领袖与公民（Raffles Community Leadership and Citizenry，简称RCLC）辅助计划。透过这项计划，CAPE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到校园内举办学习坊，主题围绕新加坡的国会程序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每场有约20名五年级生参与。

发言人说：“在活动开始前，负责RCLC的教师会与讲者沟通，确保讲者理解校方设定的学习目标，并根据目标准备学习坊的资料。学习坊举行时，教师全程在场，确保按计划进行，在必要时协调讲者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CAPE至今在诺雅初级学院则举办过三场研讨会，向学生讲解我国的权力分立制度、法律制定程序，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有约30名学生至少参与一场研讨会。

共和理工学院今年10月也邀请CAPE到校园，透过角色扮演的创意方式，让学生理解国会如何通过重要法案，以及公民社会的运作。

致力保护环境的两个国大学生团体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国大最迟在2024年不再投资于和化石燃料相关的公司，转而把资金投入对环境负责任的企业。

学生在耶鲁—国大学院发起轮流静坐抗议，不满校方决策时未充分听取学生意见。抗议的学生要求校方恢复每月一次的大型对话会，并在制定会影响学生的决策时确保有学生代表参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