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调整对策携手民间组织 让更多街友有家可归

本地约有1000名街头露宿者。在“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给这些居无定所的人安排安身处，成了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当务之急。

过去一年多，政府社工加入义工夜访街友的行列，努力说服他们离开街头，做法初见成效：义工和社工过去一年多来接触了150多名露宿者，当中的五分之一答应暂离街头。这是好的开始，但不意味着问题已获解决。

陈财华（假名，51岁）单身，长期不和家人联络，可说是孤身一人。因为“没有后顾之忧”，他过去10年一旦因病没办法工作就睡在外头，选择采取“不求人”的方式过生活。

直到今年10月，他才真正放弃露宿街头，搬入裕廊一带的两房式租赁组屋，好好养病。

他说：“我断断续续在外头住了好多年，近两年都睡在市区一个大厦的餐馆外，铺些纸皮就躺下去，过去也睡过公园。没病能工作赚点钱，我会租个便宜床位，只是近来病情更严重，不太可能工作了。”

陈财华患有疝气，睡在地上时腹部会疼痛至难眠，也无法久站。像他这样健康亮红灯又没能力养活自己的街友，是政府社工和非政府组织义工最想尽快带离街头的群体之一；说服并安排他们迁入永久性住房，可算是一大“成就”。

一项最新的全国统计，计算出本地有约1000名街头露宿者。在落实“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这个数字带来震撼，令人开始反思问题所在，政府也调整它解决街头露宿问题的方法。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过去一年多在短时间内说服原本已关注这个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让政府社工加入夜访露宿者的行列，并成立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EERS Network）。该网络不断扩大，目前已有26个伙伴组织。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执法与执照监管署高级司长李金华用“一股冲劲”（aggressiveness）形容政府过去一年动作之快。他认为，就连“积极”（proactive）这个字眼都太被动了。全岛目前有更多可供街友暂时寄宿的地方（如寺庙与回教堂），只待街友愿意接受援助，就能马上离开街头。

根据官方数据，政府社工和义工自2018年合作以来，在接触到的150多名街友当中，32人同意离开街头，其中13人待在分布全岛各地的短期安置处，12人有永久性住房安排，部分人则因不同原因而再流落街头。

像陈财华就不把自己视为成功案例。这也凸显解决街头露宿问题的困难。陈财华在裕廊住家附近的快餐店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多次叹气表示，想要搬回大街上。他说：“每次那个负责经济援助的人打（电话）给我，我都想跟他说不要再打来了。我不再需要你们的帮助。”

陈财华10年前落魄时曾寻求福利部帮忙但被拒，自此不再尝试申请援助。与他谈话，发现他非常抗拒外人干预自己的生活，即便是与他频密联系的天主教福利协会社工，他也坦承相处时还是会设防，更别说是电话另一端某个他从未见过，并须要衡量他经济情况的政府前线人员。他说：“我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接受援助。”

不过，政府目前确实能做到更系统性地一步步帮助街友，可确保一些人在短时间内就能有永久住房；当中一些像陈财华一样，接受需求评估后才知道自己其实有一大笔公积金存款，能申请组屋。

多年来为街友提供临时庇护的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New Hope Community Services）观察到，他们的住户过去可能要半年才有永久居所，政府介入后，现在整个过程缩短了一半。

另外，自今年9月开始，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Joint Singles Scheme，简称JSS）的租户若是住在没隔间的租赁组屋单位，可要求申请安装隔间。为了制造更大的私隐空间，建屋发展局在2015年开始兴建有隔间的租赁组屋单位，至今共有约500个单位，另200个单位正在施工，未来还会建造更多。

对于天主教福利协会的项目经理蒙特罗（Brian Monteiro，54岁）来说，允许政府社工跟随他们的义工一同夜访露宿者，有具体的成效。

义工过去几年做夜访时，最主要是派发粮食和饮料，给露宿者一点慰藉，并尝试成为他们的朋友，但在鼓励街友离开街头方面则较被动。蒙特罗指出，过去一些街友在同个地点可能一住就是好几年，如今每月有三四街友找到永久住房。

这样的个案管理效率让蒙特罗欣慰，也显示政府不但更关注街头露宿问题，并有决心调整做法，改善情况。不过，他也观察到陈财华的例子显示了街友搬入组屋后，面对另一些新问题。

天主教福利协会正考虑为搬入租赁组屋的前街友设立起步基金，供他们购买家具和基本电器等用品，待他们的情况更稳定后才要求偿还。蒙特罗说：“许多街友都是一个背包浪迹街头，住进屋子后看到家徒四壁，比在外还要慌张。”

在本地专门为街友提供较长期住宿的一些临时庇护所，近年来开始更专注于提供额外的就业“导航”服务，尝试为无业的住户找工作，让他们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导权。

“现在就看我能不能撑下去了。先做做看，可以的话就坚持六个月。”在街头露宿半年后，60岁的陈旗伟今年5月听取街友建议，到甘榜格南的家庭服务中心求助。如今他住在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位于惹兰固哥的临时住所，与另11人共住一个改装过的二房式组屋单位，10月中在工作辅导员徐书聪（55岁）的协助下找到工作，在医院负责杂勤，帮忙护送病人去看病或照X光等。

徐书聪和新希望的社工刘文娘（59岁）负责陈旗伟的案子。与许多无业的住户一样，陈旗伟最初对重新投入职场，尤其是接受培训，特别抗拒。他说：“那些申请工作需要的文件和文凭，我一张都没有。要我当学生去上课，太辛苦了。”

陈旗伟过去长时间在国外，基本上与待在新加坡的妻子和孩子断绝联系，一年多前回国时先是住进廉价酒店，钱不够用后流落街头。在受访的众多街友中，唯有陈旗伟愿意拍照和具名受访，聊起新工作或露宿街头的经历时，他侃侃而谈；提起家人或国外经历时，他马上转移话题。

徐书聪说，陈旗伟过去经商，要他接受蓝领工作非常不容易，工作配对时挑战特别大。

根据2018年的数据，本地受雇居民的月入中位数为3467元，比大多数露宿者呈报给调查员的收入多出至少一倍。因此，即便最终成功离开街头，露宿者属劳动队伍中弱势群体的现实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也可能导致他们再次陷入流落街头的恶性循环。

新希望采取的就业援助模式，主要鼓励住户透过劳动创造价值，让他们自食其力，但工作辅导员必须非常谨慎，确保尊重住户的意愿。徐书聪自8月在一次国庆日活动上认识陈旗伟后，就不时主动到他的住所和他聊天。

对徐书聪和刘文娘来说，陈旗伟的性格外向，善于人沟通，医院的护送病人工作非常适合他。陈旗伟目前在办离婚手续，手续一完成就可申请自己的租赁组屋单位，让生活逐步上轨道。

每日工作八小时，一天要辛苦地走上1万8000步，陈旗伟的月入在扣除公积金后只有1000元左右。他受访时说，这其实比他打兼职工少，只不过如今住在新希望的临时住所，他认为应该按社工安排的计划走。

徐书聪受访时说，帮助住户克服就业障碍后，下来更具挑战的是确保他们不轻易离职。他很同情陈旗伟和其他低收入住户的处境，希望弱势群体的整体就业待遇能系统性地获得提升。

他说：“他们也是新加坡人，只不过以前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他们想过正常生活，却要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单凭工资，生活难以为继，那是最大的挑战。”

五年多以前，非政府组织义工开始走上街头时，街友一般不太愿意接受义工的关心，甚至怀疑他们的目的。所幸义工没气馁，继续聆听街友的心声，为如今的“伙伴援助网”奠定基础。

为了更好地了解街头露宿问题，天主教福利协会在2014年5月底，开始从惹兰勿刹一带夜访街友。同样关心街友的非政府组织Homeless Hearts of Singapore也在一个多月后成立，活动地点在牛车水一带。

靠着路边情报及经验累积，义工们慢慢掌握了街友的行踪，并在交流过程中了解街友需求，从而提供必要援助。与此同时，义工们也发现，施与受的关系并非单向的。

Homeless Hearts创办人之一的杨耀安（38岁，软件开发员）约两个月前和妻子彭正语（24岁，护士）结婚，除了邀请亲友出席，还特地邀请25名街友观礼，获得满满的祝福。

彭正语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名患糖尿病的中年街友，他约三四个月前被义工发现时，血糖指数超标到连仪器都检测不到，义工赶紧送院就医。她透露，这名街友或许因为病情，总是满怀心事的样子，但婚礼当天，她第一次看到他满脸笑容，亲切地祝福。“看到他能暂时忘却烦恼，享受当下，是我们邀请街友观礼最大的收获。”

每名街友都有不同的故事和苦衷，但一个共同痛点是人际关系。长年累月下来，他们的身体虽处在空旷的户外，心却已封闭。

循着天主教福利协会在惹兰勿刹和宏茂桥中心的夜访路线，发现街友大多选择偏僻角落睡觉，有些还用纸皮包围自己，守住仅有的隐私。

62岁街友戴德文（假名）是协会在惹兰勿刹一带的“老友”。他目前是兼职厨房助手，领着日薪，过着走一步算一步的生活。不去找全职工，是因担心自己休息不够，年纪大可能撑不住。

他虽没透露太多，但似乎与家人的关系不太好，兄弟姐妹之间没什么联络，但他偶尔会探访母亲。母亲并不知道他露宿街头。

问戴德文难道没想过找个舒适地方安顿下来，他告诉我们最近几个月，开始想要找室友，一起申请租赁组屋单位。可是问他室友要上哪里找，他眼神闪烁，回答不上来。

他其实可在寻找室友期间先搬到安宿所，但他想保有自由，安宿所除了只能在指定时间入住，还得跟其他人共享空间，他觉得拥挤。至于理想室友条件，他说：“一定要找个相处得来、能信任的人。否则一拍两散的时候，手尾很多。”

天主教福利协会的项目经理蒙特罗过后私下告诉记者，戴德文似乎为了不让义工担心，不止一次说要找长期住房，但总没下文。

“不过，只要他有这个意愿，我们就会跟进；毕竟他不年轻了，不应继续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