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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传染病命名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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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疾病的命名,原本是件略显学术、少人关注的事。然而,在这场“2019年冠状病毒病”疫情中,名称的重要性却突然变得不可小觑,颇有文章。简单易懂的“武汉肺炎”“中国肺炎”带有污名化歧视偏见,“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和“2019-nCoV”则都被中西方诟病为又臭又长的缠脚布。这个先后引发“口罩之乱”和“超市之乱”的传染病,也一直深陷命名之乱。

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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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肺炎”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两个月,“它”终于有了正式名称。

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11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命名为“COVID-19”,中文可翻译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该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中文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

“COVID-19”代表的英文缩写分别是:“COVI”冠状病毒(coronavirus), “D”疾病(disease),“19”指疾病于2019年暴发。

如此复杂拗口,难怪有病毒专家提出其他建议。

病毒学界建议将病毒命名为“HARS-CoV”

新加坡的杜克—国大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重点研究项目主任王林发教授、助理教授丹妮尔·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新保集团杜克-国大全球健康研究所署长麦克·默森教授(Michael H. Merson)在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合著的评论中建议,将病毒取名为“HARS-CoV”(Han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Han”取自武汉的简称“汉”。

于2月11日在《柳叶刀》网络版发表的这篇评论中提到,全世界病毒学家都在探讨“2019-nCoV”的替代名称,因为新病毒的命名长期看来不仅对病毒学家至关重要,一个好名字也有助于与大众沟通。

专家认为,将病毒命名为HARS-CoV,可“延续以征状命名的传统,如沙斯和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避免使用城市名称造成敏感”。

论命名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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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塞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2017年5月举行的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被世卫组织会员国选举为世卫组织总干事,任期五年。(截自世卫网站)

世卫在2015年推出传染病命名准则,建议疾病名称应包括疾病症状、受影响人群、疾病严重性或者季节性特征、或已知引起病原体。名称应避免地理方位、人名、动物或食物种群、涉及到文化、人口、工业或职业和可煽动过度恐慌的术语(如不明、致命、流行)。

世卫指出,“COVID-19”这一命名“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易于发音,并且与该疾病有关”。 

世卫组织说:“拥有一个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耻辱的名称。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格式,可用于将来发生的任何冠状病毒疫情。”

话虽如此……

全球各地过去暴发的传染病,命名方式五花八门,多以疫区地名而为人所知,如早期的西班牙流感、德国麻疹、日本脑炎,近期的伊波拉病毒、兹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也都是以病毒发源地命名。

不难发现这类地名命名方式,容易引发外界针对某一国家或社群。这可从最近一些欧美国家、甚至中国境内因最初的“武汉肺炎”、“中国肺炎”而出现的排斥武汉人、排斥湖北人乃至排华事件可见一斑。

另一命名大宗是动物病原体如禽流感、猪流感、猴痘症,后续也导致与动物相关的群体或职业遭歧视。

然而,即便与地名毫无关联的2003年沙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疫情,也因为英文缩写“SARS”与当年暴发大量病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英文缩写“SAR”过于雷同,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到香港,让香港二度中箭。

其他命名方式

一些传染病以发现疾病的学者命名,例如俗称麻风病的“汉生病”(Hanson's Disease)是为了纪念挪威科学家汉生(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他在1874年发现麻风是由某种杆状病菌侵入肌肤引起。

沙门氏菌是由美国病理学家沙门(Daniel Elmer Salmon)最早发现。

帕金森病因1817年英国医生詹姆斯·帕金森(James Parkinson)首先发表一篇记录此病的医学论文而得名。

也有一些病症是以职业命名。比如退伍军人症或军团病是源于1976年,一班美国退伍军人在费城出现肺炎及呼吸道感染现象。尽管过后发现是水源污染引起,但仍以退伍军人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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