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选后把脉 听见私宅居民与夹心层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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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选7月11日凌晨尘埃落定后,人民行动党在短短一周内,便针对选举结果做初步检讨,认为表现低于预期的主因是中年和私宅选民在冠病危机中感受到经济阵痛,导致对执政党的支持率下滑。有观察人士形容,行动党要挽回民心,得“仔细把脉,精准下药”。《联合早报》采访多名中年选民、私宅选民以及政治学者,看看执政党是否准确诊断出“病根”。

身为自雇人士,上有老、下有小的黄思思(53岁),收入多少受到冠病疫情波及,但在本届全国大选中,不明朗的经济前景,并非她投票的首要考量。

黄思思告诉《联合早报》:“政府早前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推出不同援助配套,而焦点更多地放在受到最大冲击的自雇人士。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毕竟每个人的收入损失都不同,政府不可能完全弥补。”

她指出,相较于短期的经济挑战,她考虑更多的,是国家的长远治理和候选人本身的素质。

经济因素只是众多考量之一

有这样想法的选民,其实不在少数。尽管疫情导致的经济阵痛令人焦虑和难受,多名受访的中年和私宅选民指出,经济因素只是左右投票的众多考量之一,更成熟的民主政治和更多元的国会阵容等要素,同样举足轻重。这些选民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行动党的选后初步分析相左。

学者看法分歧

行动党在本届大选中共拿下83个国会议席,但得票率仅61.2%,比上届少了约八个百分点,成绩是我国独立以来的倒数第三。

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在选后第八天向党员提出初步分析结果时说,行动党表现不如预期,主因是四五十岁的中年选民和私宅选民在冠病危机中感受到经济阵痛,认为没有获得足够援助,导致他们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普遍下滑,这包括无法复工的承包商及被迫裁员的中小企业主等。黄循财也是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截至去年9月,介于40岁至59岁的公民达101万3000多人;年龄20岁及以上、住在有地住宅和私人公寓的居民(含公民和永久居民)则约64万人。

这两个群体因疫情对执政党不满,看似无可厚非。星展银行经济师谢光威受访说,在疫情暴发前,中年员工已面对年轻同事和外籍员工的激烈竞争等职涯挑战,冠病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随着政府援助措施相继结束,中年雇员恐怕是下来首当其冲面临裁员的脆弱群体。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博士则提到,私宅区居民因教育和专业程度一般偏高,原本就较支持政治多元,而突如其来的冠病危机不仅增加他们的经济压力,也因援助措施偏向中下层国人,进一步凸显私宅居民遭差别对待的问题。

但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看来,经济痛楚不尽然是选票流失的主因。他认为,倘若中年和私宅选民全基于经济因素而对行动党投下反对票,行动党的得票率跌幅理应更大,甚至是在15个百分点左右。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则认为,选民之所以大幅转向反对党,在于希望执政党能在更强力的监督下,更能体察民情、更具同理心,反应也能更及时。若从这个角度看,行动党流失的选票,其实应该是由年轻选民,以及受高等教育的中年选民组成。

“黄循财的分析涵盖了广泛的潜在原因,但重点却放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人身上……我想他是有意识地强调那些在行动党能力范围内可做出修正的因素。”

中年选民投票倾向 无法单一概括

除了中年和私宅选民,黄循财也提及,工人党竞选策略奏效、行动党网上竞选效果不彰,以及部分青年选票流失,都是行动党表现不如预期的原因。

常接触自雇者的全国职工总会助理总干事洪鼎基受访时说,中年人确实对前景感到焦虑,但若以单一理由概括这一族群的投票行为,“未免太过简化大家所面对的情况了……总是有一系列的原因造成大家可能不投某个党或人。”洪鼎基原与李总理同为宏茂桥集选区议员,他今年决定引退。

陈庆文说,分析选举结果需要时间,行动党“仓促”得出初步结论,给外界留下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

“行动党显然希望重新主导话语权,一方面强化其大选表现不俗的印象,另一方面阻断有关年轻选民抛弃行动党的论述。执政党担心的是,如果这种论述变得难以控制,甚至引起选民共鸣,那它要重新赢得选民支持,特别是45岁以下选民,将面临巨大挑战。”

个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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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须奉养长辈,下有四个孩子,黄玮婷与丈夫属于典型的夹心层,但她认为,养家糊口的经济负担不是她投票时的首要考量,她更关注选举结果能否确保新加坡维持和平与稳定。(黄玮婷提供)

考虑国家须维持稳定 黄玮婷投票不意气用事

阿裕尼集选区选民黄玮婷(42岁)一家四代同堂,除了她和丈夫以及七个月大至七岁的四个孩子,同住的还有62岁的母亲和81岁的姨婆。

作为夹心层,黄玮婷坦言应付生活开销方面相当吃力,但养家糊口的经济负担不是她投票时的首要考量。她从自身经历出发,深感执政党已妥善照顾儿童教育或年长者医疗。例如,一张放置家中的病床原价1000元,建国一代可享有津贴,津贴后的病床仅100元。

黄玮婷认为,就算有进步空间,但相较于其他国家,执政党的表现已经不错,在抗疫方面也不例外。“在新加坡,只要生病就一定会有病床,检测也是免费的,政府还主动检测学前教育职员,让家长感到安心。”

新一代敢于质问当权者不是坏事

这名芯思餐饮服务公司(FoodXervices)创办人说,小生意在阻断措施期间跌了两三成,但雇佣补贴让她不至于须裁员或削减员工薪金。

她自认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并不排除阻断措施期间感到压抑者,以及遭裁员或减薪的员工,有可能以手中的一票,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黄玮婷也认为,执政党须改变与民沟通的方式,因为新一代敢于质问当权者,而这不见得是件坏事,行动党必须能够理解。

此外,执政党虽介绍了一些背景较为不同的新人,像是出身慈善组织者,但参选人整体而言不够亮眼,反观反对党新人的素质正在提升。

总体而言,黄玮婷投票时考虑的是选举结果要维持国家和平与稳定。她已过世的父亲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破产,使她明白一切得来不易。同样,国家并非一朝一夕建立起来,她投票时“不会意气用事”。

个案②

歌台艺人曾永恒 最看重政党素质

“疫情笼罩,没人能够预测经济接下来的走向。政府能拨款的地方都已经拨款了,但它不可能长期帮助下去,做人还是得靠自己。”

疫情重创娱乐业,原本月入七八千元的歌台艺人曾永恒(46岁)坦言,他如今接了一些网络直播工作,但收入仍锐减。他与妻子还须负担两个孩子的教育费、奶粉钱,以及父母的疗养院费用等。

生计虽大受影响,但他表示,投票时考虑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处境。“不能因为开不了工就不投执政党,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曾永恒也认为,不能将冠病这样的天灾算到政府的头上。“谁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他坦言许多同行已意识到,短期内不可能靠娱乐事业糊口,必须另谋出路。政府实施的活动人数限制,是娱乐业遭重创的原因之一,但他们理解当局迟迟不放宽措施的顾虑。“这个行业还没复工,外头就已那么多人聚集,如果我们开台了,岂不是有更多人聚集?再说,其他国家解封后也出现第二波疫情。”

不能用神圣一票宣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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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台艺人曾永恒的收入虽受抗疫措施影响,但他认为,眼前经济困境不是他投票时的考量,他更关注政党能否妥善和透明地处理较长远的民生课题。(档案照片)

与其通过选票宣泄对短期经济困境的不满,曾永恒投票时更看重的是政党的素质,如处事的透明度。“最重要的就是人民所要求的,他们听不听得见。他们不该为了讨好选民而去做事,而是心甘情愿地做应该做的事。”

与身边朋友交谈,曾永恒也发现大家着眼于影响较为长远的民生课题,如公积金制度能否改善、消费税是否应提高等。他相信,投票给反对党者,更多是出于希望国会有更多元的声音,将民间心声上达。

援助政策跨不过房屋年值门槛 部分私宅选民不满同舟被拒

“我觉得很奇怪,难道这次疫情会绕过我们这群夹心层吗?我们就应该喝西北风吗?我们的房屋不是千万豪宅,我们也不是千万富翁,只是一群勤劳的小蜜蜂,可是现在已无花蜜可采,无工作可做。”

读者周泉数天前投函《联合早报》交流站,义愤填膺地道出一些私宅选民的心声。疫情造成的经济阵痛不会绕过私宅选民,但那些绕过他们的援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民心流失。

从事旅游业19年的自雇人士周泉写道,疫情令她的工作停摆,但碍于房屋年值的限制,她不得不与各种援助配套擦肩而过,令身为夹心层的她大失所望。

她指出,政府不惜动用巨额储备金,花了大量心思帮助人民纾困,但“仔细一看,很多援助项目都有一个条件,即房屋年值不能超过2万1000元。”

无论是找议员上诉,还是发电邮给政府高层,“房屋年值”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将周泉挡在援助范围之外。

“疫情对各个阶层领域都有影响,而不只是一个阶层。援助政策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条框化,那么地一成不变?……在这困难时期,说好的同舟共济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在这条船上呢?”

一刀切并不总是合情合理

有着类似感受的私宅选民,并不只是周泉一人。记者日前走访东海岸和马林百列一带的私宅区时,一些居民也反映了他们或多或少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形容私宅居民是长期被援助政策忽略的一群,往往错过消费税补贴、水电费回扣等经济援助。

一名戚姓幼教教师(43岁)就说,她和年迈父母同住在私人公寓,疫情期间收入受影响,却无法享有组屋居民所能获得的一些补贴。“一两个人的反馈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整体民意的动摇,应提醒政府多留意私宅居民的诉求。”

已经退休的黄祈荣(63岁)12年前买下如切区的排屋。他同样指出,不是所有住在私宅的人都家财万贯,该区好些比较旧的房子是上一代留下来的,政府应意识到一刀切的衡量标准,并不总是合情合理。

这届大选氛围类似2011年

不过,黄祈荣坦言,真正须依靠政府资助的私宅居民为数不多,选票的支持不能单看疫情期间的援助是否足够。“这届大选成绩延续了2011年的势头,我认为要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背后考量,不应只是聚焦于疫情带给大家的影响。”

住在碧湾一带的公寓居民侯佳辰(40岁,软件销售)也说,政府的一些决策被视作反反复复,外加年轻一代如今较敢于表达不同看法,反对党也有表现亮眼的候选人,这些都是选民考虑的因素。

至于疫情援助配套的条件,在侯佳辰看来,购买私宅是个人选择,私宅价格相较于组屋比较不受控制,因此私宅居民无法享有与组屋居民同等的福利,是相对公平的。“但这不意味着现有做法尽善尽美,希望执政党能继续听取民意,寻求改进。”

建筑装修业牢骚不至于转换为反对票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我认为,政府现阶段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至于承包商和分包商为何还有这么多牢骚?我想是因为新加坡是个制度化的国家,但在改变制度以应对冠病方面,各方还无法达成共识。”

就建筑业者在冠病危机中感受到的经济阵痛,经营正庆工程与建筑并在业内打滚40多年的洪茂庆(72岁)娓娓道来。

他举例,工地虽已复工,但当局规定就算是同个公司的客工也须分组,且各组之间不能有接触。这意味着业者须为客工安排不同宿舍和交通工具,导致成本上扬。他们已多次就这点与当局商讨,但进展缓慢。

“大家火气难免就大了些,不排除一些人通过选票向政府泄愤,但我认为这不是多数人投票的主要考量。执政党支持率下降,更多是生活水平提高后,国人如今追求更民主的制度。”

新加坡装修同业商联会会长陈锦龙博士也有同感。他说:“五根手指有长有短,不排除有些人因疫情影响生计而不投执政党,但我认为,没有完美的政党,不能凡事只想靠政府帮助,也得自己努力。”

他说,解封第二阶段,装修业相较于建筑业,情况好一些。所有装修工程已允许复工,当局也聆听到他们心声,简化复工的申请手续。“仍有许多安全措施须遵守,但为了所有人的健康着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今年3月底,冠病在客工宿舍大规模暴发,建筑业和装修业首当其冲,许多工程项目在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停摆。即使在解封后,承包商和分包商也因人手短缺和必须遵守额外安全措施,导致工程进度被延误,收入锐减。

前议员李美花:人力部等部门可更灵活处理建筑承包商复工

也是工程师的前议员李美花表示,许多建筑承包商确实对重启过程非常不满。当局原本宣布可从上个月6日起逐步恢复施工,但到目前为止,许多公司还未能这么做。

“他们的员工必须通过检测,他们也须实行新措施以管理工地,还要提升客工宿舍的居住条件。承包商的成本不断增加,可能影响了他们的投票决定。”

李美花说,承包商争取人力部等机构批准项目方面仍面临问题。“我希望这些机构可以更灵活,帮助更多承包商复工,整个行业才不至于产生连锁反应,连带影响房地产行业和我国经济的复苏。”  

洪茂庆估计建筑业6月的表现,只恢复至疫前水平的7%,本月略增至11%。许多企业担心资金周转问题,他们必须忍痛动用应急资金。

“许多中小企业的应急基金也不过三五百万元,他们得选择继续拿钱去拼,还是尽早止血。”

洪茂庆认为,政府已尽力协助建筑业渡过难关,业内人士也理解建筑工人聚集会散播病毒,但他们希望政府能更开明地采纳意见,加速改进现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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