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报道:社区设施改进委员会CIPC与政治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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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管辖的选区过去10年陆续获选翻新,不少项目也由政府全额资助,朝野政党选区之间存在“差别待遇”的说法看似不再成立,然而在众多翻新计划中,还有一项资金申请几乎完全将反对党议员排除在程序之外而不断引起争议,也让社区翻新这个旧课题抹不去政治色彩。

在工人党本届大选拿下多一个集选区、必须成立新的盛港市镇理事会后,有关CIPC——社区设施改进委员会(Community Improvement Projects Committee)资金的争议进一步发酵。

官方在回应中一再说明这个资助申请是自国家独立以来一直延续的,执政党圈内人士与基层义工也大致认同这安排在多数选区仍带给居民好处,但受访观察家指出,如今政治氛围改变,反对党市镇会调动不到这项资源有失公允的看法,已渗透一般选民对反对党区翻新课题的讨论中。

CIPC这个被高度政治化的机制接下来何去何从,必定会继续引起争议。

住在盛港安谷区三年的居民沈斯妮(34岁,会计)记得,在刚过去的大选中,最终落选的人民行动党团队曾在竞选广播中指出,盛港下来将增建社区体育城与新的水上主题游乐设施。

人民行动党团队在盛港败给工人党后,有网民发起请愿,要求应该不分党派让所有市镇理事会获得公平翻新资金。这让沈斯妮感到不解。

“如今盛港由反对党管辖,居民是否会在社区项目建设上‘吃亏’”?

育有两个年幼女儿的她说:“我一向不太留意区内新设施发展,但这份请愿书一下子有上万人签署,引起我好奇。像游乐场的项目难道现在还与选举挂钩,执政党败选就不会在盛港落实?

“当然,多或少一个游乐场也没太大差别。只是,不管把票投给谁,身为盛港居民,我们都希望被公平对待。”

围绕CIPC争议的网络请愿活动约三周前启动,至今超过4万人签署,其中一项诉求是希望“由新的盛港市镇会提呈的社区设施改进项目不会因党派因素而受阻”,并要求有关当局明确承诺,盛港集选区居民能与行动党(管辖的)选区的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受访的基层领袖与行动党前议员在解释CIPC程序时说,目前流行于社交媒体、有关CIPC的批评观点,包括种种“不公平”的控诉,很大程度显示一般人对CIPC缺乏理解。实际上CIPC所占的翻新费用很小,区内主要的翻新和建设计划是国家的规划。但他们承认,这与公民咨询委员会与基层组织顾问一直无法和反对党市镇会达成沟通默契有密切关联;这在行动党管辖的选区则较不成障碍。

基层领袖一向不愿对CIPC置评,但近来因请愿书的关系,自2009年在阿裕尼集选区勿洛水池—榜鹅区担任基层领袖的阿达姆·胡德再法(Adam Hudzaifah,34岁)在个人面簿页面上一连撰写了三篇文章,逐点解释CIPC申请程序和基层组织顾问的职责。

CIPC拨款占总翻新拨款不到10% 

根据国家发展部提供的数据,过去五年,CIPC每年对所有市镇会的总拨款可达4000万元,这占所有翻新拨款不到10%。对阿达姆来说,CIPC仅是众多翻新选项的计划之一,也只是基层组织用于巩固与居民联系的其中一个工具,规则不因选区易手而改变,但它已被政治化,导致讨论失焦,甚至有时失实。 

阿达姆说:“以阿裕尼为例,该区在工人党管辖任期内增建了三个地铁站,在邻里更新计划(Neighbourhood Renewal Programme,简称NRP)与其他政府计划下,区内也多了有盖走廊、健身角落等。大家为何执着于CIPC?仿佛少了CIPC资金,市镇翻新就会比其他区落后。”

然而,对于不同意现有CIPC机制的反对党议员和观察家来说,问题核心不在于CIPC所占总翻新金额比率,而关乎CIPC资源分配是否有失公允,或给人这种印象。

相信因CIPC的分配须按公民咨询委员会筹款能力与居民需求来判断,所以在各选区间的分配一般不均匀。根据《联合早报》统计,自2016财政年以来,义顺市镇会记录的CIPC资金每年平均达400万元,私宅比率较高的荷兰—武吉班让市镇会平均每年只有100万元CIPC资金注入。

引人注意的是,工人党管辖的阿裕尼—后港市镇会,除了2016年记录31万6400元的CIPC资金之外,之后三个财政年都没有相关记录。

针对这点,《联合早报》尝试联系在阿裕尼担任基层组织顾问的赖添发和蔡荣良,但没获得回应。两人都是行动党过去两届大选落选的参选人。

一向对CIPC机制提出强烈反对意见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回应询问时则说,今年4月他在国会再度要求国家发展部公开各区公民咨询委员会申请的CIPC款项,以及最终批准的数额,但他认为没获得答案;当时的答复是:“居民需求不同,这样的对比没意义”。

工人党一向来对执政党参选人即使落选仍担任选区基层组织顾问,并在CIPC申请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很不满。毕丹星不愿再多置评,他说:“反对党立场一向明确。唯有委任基层组织顾问的方式改变,工人党才会考虑怎么回应。”

政治观察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认为,围绕CIPC议题,选民关心的不只是物质利益,而是关乎公平正义等较广泛的概念。

他指出,目前资源分配不完全透明,若申请机制让反对党议员沦为自己选区里的二等议员,被视为排除在程序之外,更会引起非议。

“即使安排背后有一定的考量与解释,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这会越来越显得不公平。”

行动党在翻新议题上出现微妙但重要转变

行动党前议员殷吉星解释说,在其他由执政党管辖的选区中,CIPC大致上仍是有利于居民的计划,因为它允许基层组织在市镇会或政府发起的计划以外,代替居民申请资金,根据居民需求或喜好,推动一些较小型的项目。

回到盛港居民对于反对党区发展会否落后于其他选区的疑问,殷吉星指出,他相信选举期间执政党参选人提到的项目都已获得政府首肯的计划,即使落选仍会持续,与CIPC没关联。

以阿裕尼—后港市镇会为例,该市镇会在选前出版刊物《好邻居》特别版时,列出2015年大选后区内的翻新项目,其中部分游乐场与健身角落的维修与翻新,都获得邻里更新计划(NRP)全额拨款。市镇会则在任期内从累积盈余拨出约100万元,用于建设新的有盖走道。

整体来看,工人党已意识到它所管辖的选区逐步被纳入政府整体翻新计划中。早在2016年武吉巴督补选过后,毕丹星撰文发表观察指出,至少在NRP上,行动党态度出现了微妙但重要的转变。他当时说:“如今针对NRP的拨款变得中立,也是时候调整CIPC机制了。”

CIPC怎么申请?

从设立以来,不管在执政党或反对党选区,只有各选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s,简称CCC)才可申请CIPC。

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Residents' Committee,简称RC)一般会向居民收集反馈,再和选区基层组织顾问合作,在现有翻新项目以外,另向政府申请资助,为居民落实选区一些设施的更新或建设,比如在组屋邻里建造游乐场、健身角落、有盖走道,以及无障碍斜道等。

项目由国家发展部设立的委员会主导,CCC提呈的项目主要由公务员审核,再交由社区设施改进委员会(CIPC)批准。款项最终拨给公民咨询委员会,再转至市镇会。

项目批准后,政府资助90%的费用,其余10%必须由CCC筹资。

非政治人物出任基层组织顾问 社会观感会改变

由基层组织向社区设施改进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做法,有历史轨迹可寻,这包括制度设计以及政策上的考量。这次有关CIPC的争论,再次牵引出为何不能让反对党议员担任基层组织顾问的问题,受访的前议员和观察家都不认为政府会这么做,但他们不排除可调整CIPC拨款机制,以更好地照顾居民的利益。

CIPC现有拨款方式,可追溯至1965年政府成立的城乡服务委员会(Urban and Rural Services Committee)。行动党前议员吴俊刚在《新加坡政党的基层工作:议员如何联系选民》一书中指出,早在国家独立之前,地方配合建国总理李光耀一系列“下乡访问”,自发成立欢迎委员会,后来演变成了永久性的基层组织,设立宗旨是充作政府和人民的桥梁。

早期甘榜居民遇到水电等公共设施问题时,各区公民咨询委员会都会展开检讨,再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改进设施的申请。由基层组织代为向政府申请建设社区设施的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政府在1989年设立市镇理事会,不过在制度设计上,市镇会和基层组织还是有职能上的不同。市镇会接过的是原属建屋发展局管理组屋区的权力,包括处理投诉、收杂费等,但社区新设施的建造仍由公民咨询委员会统筹。

受访的基层领袖指出,若要让基层组织顾问这个身份卸下政党色彩,更不应让反对党议员出任这个职位。阿裕尼区勿洛水池—榜鹅分区基层领袖阿达姆指出,提出这建议显示一般人并不理解基层组织顾问必须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反对党议员不能当基层组织顾问,不是因为政府纯心要对付反对党,而是出于对他们作为反对党议员的尊重。例如,在消费税调高课题上,反对党议员明明持相反观点,不可能要求他们帮忙说服人民。”

“委任较中立人选能改变人民观感”

阿达姆点出,现阶段委任“较中立”的人选,而非落选的行动党人担任基层组织顾问,或是可探讨的方案。事实上,他指出,在2011年大选后,阿裕尼集选区的基层组织顾问曾由资深基层领袖担任,问题是人民协会能否找到足够人选,以填补所有93个选区的基层组织顾问空缺。

他说:“至少在盛港集选区,人协目前有机会进一步检讨这项任命,确立正确的基调。”

目前有关盛港各区基层组织顾问的任命还在检讨中,人协较迟时候会公布。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在反对党选区委任非政治人物担任基层组织顾问,将能改变人民的观感,也除去CIPC拨款程序存在的一些矛盾。

“即使不这么做,社区设施改进委员会下来也应公开各项目的审核细节,包括项目数额,并解释为何一些项目不获批准。”

CIPC资金申请程序或可一分为二

前议员殷吉星指出,基层组织规模庞大,也由居民由下而上组织起来,不让反对党议员担任基层组织顾问的论述有理可循。他不认为现有安排会改变,但或许政府接下来能调整CIPC资金的申请程序,将资金“一分为二”,允许选区议员代表居民申请项目。

他也建议,反对党应开始在自己的选区建立与人协平行的组织,巩固自己的基层联系。“如果吸引到的居民人数多,就可仗着规模与项目的支持度,再要求政府检讨拨款机制。

对CIPC拨款机制的两种看法

赞成保留

■相关拨款平均只占市镇会政府拨款总额不到一成。整体来看,反对党选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翻新步伐,目前并不比其他选区落后。

■设立初衷是让居民有机会透过基层组织对社区设施的改善直接提反馈,自行发起项目,因此拨款机制与其他计划不同。CIPC不取代其他预算规模较大的市镇翻新计划。

■每个项目的10%款项由居民分担,由基层组织带头筹款,用意是让居民有参与感。公民咨询委员会提呈项目之前,须考虑筹款能力。

■基层组织顾问一般不参与项目筛选,更不能阻挡项目申请。审核工作主要由国家发展部的公务员负责,再交由CIPC委员会做最终定夺。反对党选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曾采纳市镇会提议的项目,并提交给政府批准。

■公民咨询委员会申请到的款项最终虽转给市镇会,但不能用来填补市镇会的亏损,主要获利的是居民而非市镇会。

反对意见

■根据市镇会报告,反对党选区有好几个财政年度完全没有相关款项记录。单看这计划,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认为相关项目申请机制有欠透明,反对党议员在国会曾要求公开各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每年申请的CIPC项目与拨款,但至今从未发布。

■反对党在向公民咨询委员会建议翻新项目时,曾提议由所管辖的市镇会承担原应由居民支付的10%款项,但这项建议没被接受。

■过去在人民行动党囊括所有议席的情况下,每区当选议员与基层组织顾问都是同一人,如今更多反对党当选并管辖市镇,在与贴近行动党的基层代表沟通时,反对党议员投诉出现障碍。

■反对党议员认为执政党管理的市镇会获CIPC拨款后,在市镇翻新上有更多灵活空间,甚至有余裕建更多新设施,反对党市镇会则受有限资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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