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昨天首度在新一届国会中发言。他在演讲中谈及加固社会安全网时批评反对党抱着“富二代”心态打先辈积攒的国家储备金主意，并指反对党想搭政治的“便车”，散播“投反对党不影响行动党执政”和“有公务员国家不会瓦解”的言论。
李总理的演讲引来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起身反驳，双方唇枪舌剑两个回合之后，又有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以及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加入战圈，朝野交锋超过40分钟。
毕丹星：我们谈到储备金不是要洗劫一空
毕丹星强调，反对党在国会探讨储备金的使用时，讨论的是放慢储备金的增长速度，本金不受影响，工人党也没有觊觎这笔先辈辛苦积攒的财富。
对于李总理的批评，毕丹星反驳说，国会2016年决定将淡马锡控股的盈利纳入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简称NIRC），这个决策得到朝野双方的支持，但也意味着储备金的增长会放慢。
“当我们谈到储备金时，我们不是要洗劫一空。我们所说的是放慢储备金的增长速度。所以本金不受影响，而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因为人民行动党也在这么做……难道这没有减少储备金的增长吗？的确有。所以你不能说反对党提出使用储备金建议时，是行欺骗之事，想要窃取前几代人辛勤工作留给后代的财富。”
毕丹星也说，工人党希望能够为辛勤工作的年长国人，解决退休后出现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问题，实现代际公平，而这就是该党探讨使用储备金的背景。
工人党在上届国会中曾经提出想要了解储备金的具体数额，但这个要求被王瑞杰回绝。
毕丹星昨天重提此事说：“王副总理说储备金是秘密武器，因此不能公开。但这是国会，是了解这些信息的平台，就算我们不在国会议事过程中透露，那应该能在（不公开的）委员会会议中公开。”
毕丹星指出，他愿意放弃国会豁免权，如果公布这些数字，就接受官方机密法令的制裁。
他也说，总理在演讲中提及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恶意发表贴文抹黑高博德因此需要纠正，所以反对党讨论储备金数额被错误解读为欺骗行为，当然必须起身反驳。
李总理回应毕丹星时指出，他想要讨论的是储备金的基本原则。“我们确实得到国会同意动用这笔未雨绸缪的基金……一半预期受益可以作为眼下的开销，另一半继续为将来投资。”
他也说，政府认为这是这一代与后代之间公平分配的方式，并会坚持这个原则一段时间，而不是在需要用钱时就作调整。
李总理也说，毕丹星在周一的演说中谈到开支取舍时，曾说可以提高所得税来应对将会用在老年人身上的必要开销，“他没有说消费税，但准备提高所得税……好吧，这是你必须做出的政治判断，但开支总是得来自收入”。
他也说：“我们得为未来做准备，不是每次一点点、一点点地打储备金的主意，然后说没有破坏原则。”
王瑞杰则补充说，许多国家通过借贷来实现代际公平，但这个做法需后代买单。
他说：“身为财政部长我很感激先辈留下的财富……让我无须和放贷者谈判如何偿还这笔钱。”
反对党被指搭政治“便车” 毕丹星：选民到联络所见不到当选议员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在选举倒数第二天和一名中年女性选民交谈，对方指有朋友鼓吹“投票给反对党不影响行动党执政”，以及“行动党会更努力为你服务，之前承诺的事都会做到，等于买一送一”。
李显龙总理在探讨我国政治文化时，指反对党想搭政治的“便车”，试图通过以上言论增加当选的机会。
对此，毕丹星指出，过去几届大选都有人提出这些老掉牙的论调，而身为反对党议员的他则是听人反映，说新公民到民众俱乐部去，见到的竟然不是当选的反对党议员。
他反问：“反对党议员就不是更广泛的政治苍穹的一部分了吗？这公平吗？”
毕丹星也说，他最近在网上发出恢复接见选民的贴文，引来支持执政党面簿页面的冷嘲热讽，说他在组屋底层接见选民是博取同情，而且政府已经允许议员自己建立办公室。
毕丹星指出，他在答复公众询问时说：“政府2011年改变规定让我们建办公室，但在1991年之前，政府其实为所有议员建造办公室，不论执政或在野……但他们后来说组屋底层的空间有许多人争着要用，就不建了。但据我所知，只有1％的空间充作这个用途。”
他也说，选民说“想要行动党执政，但我也要有反对党”，他们的意思是“国会中一定要有反对党的声音”。
谈到当选议员管理市镇的责任时，毕丹星也说如果工人党阿裕尼团队把事情搞砸了，他就会失去议席。“我们已经尽了力，盛港团队也不简单，第一个任期总是最艰难。”
李总理：宪法已保证国会会有反对党议员
李总理回应时说，我国宪法已经保证国会中会有反对党议员当选，而工人党、新加坡前进党都借助非选区议员制度进入国会。“因此，如果国人认为政府做错了，就应该用选票说话，选出新的政府、新政策……但如果你说投票给反对党，行动党仍然会执政，你就是想搭便车，政治制度就失败了。”
李总理强调，只有人们真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才能产生与他们真正意图相符的结果。“但如果进行策略性投票，总有一天，结果会在他们的意料之外。”
对此，毕丹星指出我国独立50年来，此番第一次任命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还有很多路要走”。他也强调，自己并不渴望权力，但想要让国家继续迈进，工人党就须要延揽足够的人才。
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则指出，选民清楚地知道人民行动党拥有国会超过九成席位，这个优势非常明显，因此有可能想要鱼与熊掌兼得。
他这个政治新人，在过去一年里，通过接触选民发现新加坡人“真的很精明”。“选民知道还有缓冲区……他可以等到缓冲区缩小了才改变投票策略，而且不会把票投给任何一个人。”
李总理质疑若“变天” 新执政党能靠公务系统运作
我国如果“政治变天”，是否能够借助公务员和军警队伍有序运转，确保国家不会瓦解，也成为李总理和毕丹星交锋的焦点之一。
李总理在演讲中反诘毕丹星，说如果政党轮替，新政党是不是真的可以借助优秀的公共服务团队，将国家管理得像人民行动党一样稳妥。
对此，毕丹星说，这个构想并不是他的原创，他是引述海峡时报出版社出版的《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中，建国总理李光耀的观点。
“李先生说，政党和政府应该进行明确区分，以便在一个政党失去政权时，还有国家机器能够帮助另一个政党接手……有政府、国会、公务员以及军警，国家不会瓦解。”
李总理对此指出，行动党如果失去政权，国家确实不会马上瓦解，可以借着原来的惯性继续前进，但这未必是最佳的结果。
他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前，日本就出现“走马灯”内阁，每隔半年就换个首相。“国家没有垮掉，但也没有太出色……直到安倍上台，用了八九年时间打造团队和为国家定下方向之后，日本才向前迈进。”
部长不只是主持会议 而是真正决策者
李总理强调，部长并不只是主持会议，而是真正的决策者，负责部门的运营。“他们需要掌握部门的运营……并在必要时推翻公务员的建议，决定方向。”
李总理指出，冠病阻断措施就是一个例子，公务员并没有建议采取阻断措施，而是在内阁中决定。“我让部长回去仔细考虑，不要凭主观臆断仓促决定，……这涉及附加预算的50亿元开销，是一个重大决策。”
李总理也反问：“未经选举的公务员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吗？新政府上台后知道怎么做吗？他们能够得到人民、官员、投资者以及所有关注我们的人的信任和信心吗？任谁都能做到吗？我不觉得。”
李总理：反对党也得提出方案 与政府作建设性讨论
我国的政治竞争愈趋激烈，国会辩论的基调也会相应改变。不只执政党的政治职务者和议员须提升实力，以应付更尖锐的朝野攻防，反对党也得拿出更好的表现，在质疑和批评政策之外，认真提出方案，与政府展开具建设性的讨论。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对我国的政治生态改变提出看法。本届大选，由李总理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议席中的83席，全国得票率约61.2％，比预期的65％低。工人党除了守住后港区和阿裕尼集选之外，还夺下盛港集选区，共有10名议员进入国会，党秘书长毕丹星也因此出任新设的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新一届国会还有两名来自新加坡前进党的非选区议员。
李总理指出，随着反对党在国会的声势壮大，他相信议事厅里的辩论基调将相应改变。他说，行动党的部长和议员必须提升实力，以招架更尖锐的质询，并且在为选民发声的同时，也为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辩护。
李总理此时话锋一转，把焦点转向在野党。他说：“我希望反对党也能拿出更好的表现，不只是做到质疑和批评政府政策的责任，更要认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点子，供国会检视和辩论。如果提案有价值，政府应当采纳。反对党也得展现意愿和能力，扮演称职的忠诚反对党角色。”
李总理也在演讲中提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沿袭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而根据设计，朝野关系是对立的。例如在议事厅里，与总理相对而坐的反对党领袖“不是政府的啦啦队”，而是要挑战现任总理和政府，并指出他们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削弱两者的公信力，以便在下次大选“把政府打下台，取而代之”。
他指出，尽管本地反对党的议事风格相对克制，“有时他们的问题听起来就像行动党后座议员可能提出的问题”，仍有反对党议员会时不时以强硬的调子质询行动党的部长，例如，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在这方面“特别擅长”。
李总理说，他周一仔细聆听毕丹星的发言内容后，对他的演讲基调和问政风格表示肯定，并承诺政府将以“开放和具建设性的态度”与反对党共事。
朝野都须把国家摆第一 而不是为党或支持者服务
李总理提到，不同世代的政府领导人有不同的治国风格，建国总理李光耀和他的团队是以直接、严肃的方式治理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和他的团队采取不同的风格，他以协商的方式凝聚民意，为新加坡的下一阶段发展建立共识。
“我们会持开放的态度，我们会倾听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案，我们会接受所有具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但李总理说，如果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政府不能被动地等待共识形成，朝野经讨论后若仍有分歧，“政府就要做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决定，并承担全部责任”。
他强调，要避免百花齐放的议会民主制分化社会，政府和反对党都必须把国家摆在第一位，而不是为政党或支持者服务。“归根结底，新加坡有什么样的政治，取决于新加坡人。他们对政治领袖的标准和要求，不论行动党或反对党，都将影响政治领导的质量，以及国会辩论的水平。他们将决定我们的政治是否让国家走向繁荣和昌盛，还是分裂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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