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中心、组屋区、购物中心……在本地，清洁工人的身影无处不在。我国总人口约569万，清洁工人有超过5万9000名。换言之，本地不到100人就有一名清洁工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这个比率是颇高的。冠病疫情凸显了公共卫生的重要，可是保持环境卫生不能只是清洁工人的责任。
《联合早报》不久前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在外用餐后会自己收拾碗碟并归还托盘，然而，经常还是会看到食客把肮脏碗碟和残羹、纸巾等留在餐桌上。本期《实况报道》访问了任劳任怨的清洁工人，以及了解公众如何看待这群清洁大军的工作。
国人常自嘲新加坡是一个“罚款”城市（a fine city），是靠超过5万9000名清洁大军才维持干净清洁的美好城市。《联合早报》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同我国过于依赖清洁工人，应减少清洁工的数量。
这项问卷调查是在过去两周进行，共有150名公众参与，年龄介于15岁至70岁。调查也显示，有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次或多数时候会在用餐后收拾碗碟归还托盘，只有12％表示很少或从来不会那么做。另18％则是半数时候会归还托盘。
愿意归还托盘的人认为，他们有责任维持环境卫生（47.3％），其次是想减轻清洁工人的工作（35.1％）。没有收拾的人首两个原因则是找不到归还处（46.9％）和赶时间（25.9％）。
另外，约53％的受访者表示，用餐后会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垃圾桶或带走，其余则会留在桌子或是托盘上。
国家环境局最早于2003年推出托盘归还试行计划，初时反应不佳，之后在2008年和2012年两度发起类似计划，目前全国111个小贩中心都设有托盘架。
记者上周到中峇鲁小贩中心采访时观察，下午1时午餐时间，其中一个托盘架半个小时就有58名食客使用。
食客吴凤妹（65岁，幼儿园清洁工兼厨师）受访时说，几年前遇到有工作人员在小贩中心鼓励大家吃了饭后自行收拾碗碟，从那时起她多数都会主动归还托盘，这样下一名食客才有干净的桌子可用。
另一名食客陆来发（61岁，散工）则认为：“我还钱，工人来收碗是服务的一部分，不应该要顾客动手。”
Clean Solutions承包了本地13家熟食中心的清洁工作，公司品质管理主管陈俊凯指出，虽然这两年来顾客的态度稍有改善，不过清洁工请食客归还托盘时，有时还是会被骂。视顾客群而定，一些小贩中心的托盘归还率较高，上班族一般比较配合。
“有人仍觉得还托盘等于抢清洁工的饭碗，这是错误观念。工人多数介于65岁至70岁，顾客如果愿意帮忙，更多清洁工就能留在托盘架整理碗盘，不须要一直走动。”
对于公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新加坡公共卫生理事会副执行理事长陈佩君认为，这些年来其实并未取得明显进步。“我们有超过5万9000名清洁大军在打扫，所以人们不会察觉到环境有多脏。”
她指出，以托盘为例，虽然学生自小在学校用餐后得清理碗盘，但为什么出社会后就不那么做，这个部分有待研究。
志愿组织新加坡仁人家园总干事杨达明则直言，国人公共卫生方面的思维仍赶不上国家发展的步伐。若所有的清洁工都停工一天，大家就会发现新加坡其实是很脏的一个地方。
“政府目前采取的是比较消极的做法，就是以罚款、劳改来阻止人们弄脏环境。希望我们能改以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就是先改变大家的态度。若多数人都有爱护环境的意识，那其他人就不太好意思乱丢垃圾。”
个案１：退休后当清洁工 两年学会新方言
过去40年在政府部门从事行政工作，年近七旬才退休的罗秀莲闲不下来，两年多前开始在中峇鲁小贩中心当收碗工人。
从白领转为蓝领，本月底就满72岁的罗秀莲不觉得不妥。她以英语受访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当清洁工人也是一份正当的工作，又不是去偷。”
罗秀莲单身，父母都过世了，与弟弟同住。她说，2017年底退休后她在家里待了两个月，做完家务后闲得发慌，所以想找份工作打发时间。她曾尝试找文书工作，但因为年纪太大难受聘而改做清洁工。
“在小贩中心有人陪我聊天，工作忙碌，时间很快就过了，不用担心在家里待到老人痴呆。”
罗秀莲每天早上7时开工直到下午3时，中间有半个小时午餐时间。记者到访那天，她吃午餐时，不时有摊贩上前跟她聊天。
大家以福建话交谈，完全听不出罗秀莲过去其实不谙福建话。她说，小时候受英文教育，在家讲英语和广东话，不过许多小贩和清洁工都说福建话，所以两年下来她也学会了一个新方言。对于工作环境的转变，她回想说，刚开始比较不习惯的是须长时间走动。过去在办公室都坐着，来到小贩中心后一天须走足至少六个小时，所以回家后腿特别累。据她观察，目前约六成的食客会归还托盘，四成的人不会那么做。
问她是否希望能有更多食客归还托盘，她说：“当然。这样我们的工作量就少一点，只须清理桌子不用收拾碗盘。有客人说如果他们把碗拿到归还处我们就会失业。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得抹桌子。”
个案２：清理组屋区 天天可出门透气
负责组屋旁的运动角落和小公园的打扫工作，何鸾英却经常会扫到一些不应该在公园内出现的垃圾，像是饭盒、竹竿和纸尿片等。
何鸾英（64岁）2013年开始在惹兰勿刹市镇当兼职清洁工人，每天早上8时工作至中午左右，月入600多元。采访地点约在她工作的地方黄埔通道组屋区。由于当天早上下雨，她打扫的是户外场地，所以可以休息一天。但一日没清理，草地上又出现不少垃圾，除了树枝和枯叶，还有汽水罐、塑料袋和厕纸卷筒。
从事清洁工约20年的她以福建话怨叹：“应该丢进垃圾桶啊，要不然政府给大家那么多垃圾桶要做什么？现在的人都不合作，我扫了他们又丢。”何鸾英透露，她与儿子、媳妇和两个孙子女住在附近的二房式组屋，每天走半小时去工作。儿子过去发生车祸伤了腿，无法兼两份工作维持家计，所以她赚的钱用来补贴孙子学费。她原本还在一家咖啡店捧咖啡，后来因为太累在家跌倒弄伤头，只留下一份工作。“有工作比较好，比较自由，可以出门透透气，还可以运动。”
侧记：当“卧底”清洁工体会日常脏热累
“你还年轻，为什么要做这个工？”在国家环境局和清洁承包商的安排下，记者上周到中峇鲁小贩中心当了三个小时的“卧底”清洁工人，跟随一名清洁工清理食客留下来的碗碟和残羹剩饭。
记者（图左）在一群平均年龄六七十岁的清洁工人中显得格外突出。一开始没有察觉到大家投来的好奇目光，很快地就有工人和摊主按捺不住，上前一探究竟。
一名约60岁的清洁阿姨说他们都很好奇我为什么要当清洁工人。她说：“很多别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工？可以做sales girl（售货员）。”另一名80多岁的工人已得知记者真实身份。她说：“我就想年轻人怎么可能愿意做这个，那么辛苦。”
收拾桌子确实不轻松，设有300多张桌子的中峇鲁小贩中心，到了用餐的繁忙时段，每次需要约20名清洁工人同时出动。
负责指导记者的罗秀莲（71岁）当清洁工人两年，已做出一套心得。整理桌子须先把玻璃杯移到推车上后，才开始收拾其他塑料的碗盘，以免不小心把玻璃杯扫落。剩下的饭菜得与其他垃圾分开，方便厨余回收。清除碗碟后得抹桌子，每名清洁工人备有三条抹布：绿色、蓝色和红色。以绿布用清水先把桌面擦两遍，然后再以喷有消毒剂的蓝布多擦两遍，若座位脏则以红布擦拭。推车满了之后，要把碗盘带到托盘归还处进行分类。
清理桌面的部分还算轻易上手，但碗盘分类可就考倒记者了。一些摊主选择付费把碗交由中央清洗，一些则自行处理，所以得按照餐具的设计、颜色和记号把它们分好。
记者当卧底的那一天，天气闷热，半个小时未到就额头滴汗。清洁工人一周工作六天，每天除了半个小时用餐时间和趁食客较少时小歇片刻外，一天下来得在小贩中心来来回回走上六七个小时。
当清洁工人是难得的体验，正因为体会了他们的辛苦，更加明白这个行业为何难请到人。身为食客，自发地收拾碗盘是对这些工人最好的感谢。
志愿组织发起社区活动 提高国人公共卫生意识
本地有机构发起社区活动，希望潜移默化，让国人自发地爱护居住环境。
新加坡公共卫生理事会去年4月推出“环保可持续模范区”（Sustainable Bright Spot）计划，借基层的力量维持公共空间的整洁。去年11个居民委员会和一个选区加入计划，成为环保可持续模范区，今年预料可多添10区。
参与的组织通过张贴海报、分发传单、主办社区清洁活动等，提高人们保持家园干净的意识。
公共卫生理事会副执行理事长陈佩君说，防疫安全措施拖慢了计划的进展，但也凸显维持公共环境卫生的重要。他们现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居民联系，也开始一些小规模的捡垃圾活动。
至今逾3000人参与捡垃圾活动
Tampines Grace居民联系网是其中一个参与的组织，主席孙顺发（53岁）说，他们去年11月办了首个清洁日，有20多人参加。生活习惯不可能马上改变，但希望这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能慢慢看到成效。
志愿组织新加坡仁人家园2016年开始主办“洁净小红点”（UnLitter Red Dot）捡垃圾活动，多半在组屋区进行，至今有超过3000人参与。
仁人家园总干事杨达明透露，参与者平均一个小时能捡约三公斤的垃圾，最常见的是烟蒂、塑料瓶和纸巾。
受疫情影响，活动在今年2月停办，目前改以“PlogWalk”取代，就是边快步走边捡垃圾，参与者不用聚在一起，而是各自在住家附近进行，然后通过视讯上网相聚、分享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