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自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被揭多年来利用权位性骚扰女性以来，更多受害者站出来指控位高权重者的恶行。最新的例子是53岁的英国国际贸易部政务次长马克卡尼尔，他被指在七年前要求一名女秘书，替他到性用品店购买情趣用品。主要是针对女性的性骚扰显然不仅限于娱乐界，而是现代职场相当普遍的现象。它除了折射加害者与受害者因权力不对等而出现的恃强凌弱，更反映自由主义无节制地追求对等，如何影响调节两性关系的礼法。
尽管男女都可能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女性的案例无疑较为普遍。自由主义不无正确地指出，性骚扰的实质不全然是性，更是权力的体现。源自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也喜欢强调，职场的传统“父权”意识和现实，加剧了男性垄断权力和资源并产生对女性的歧视，包括同工不同酬、在无形中制约女性事业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等等，反映的都是女性在职场的弱势处境。这种不对等的地位导致男性上司或同事，拥有对女性同事的心理优势，表现在语言或行为上，就容易形成不自觉或有意的性骚扰。而作为受害方，女性却不易公开维护自己的权益。
女性从家庭大量进入职场，成为男性的同事，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参战国因为缺乏劳动力，必须动员女性取代前往前线作战的男性。这个现象从蓝领的工厂生产岗位，逐渐扩散至各行各业；加上二战后全民教育的普及，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以及高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她们更有能力从事各类原本仅限男性的工作，包括在军队的战斗职务。传统男女有别的各类社会制度安排，也随之逐步瓦解；两性平权主义的盛行，非但掩盖了男女有别的基本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还制造了两性关系的对立紧张。女性在职场面对性骚扰的困扰，或与这种对立紧张所衍生的敌对甚至仇视潜意识不无关系。
当然，这并不代表性骚扰存在任何的正当性。让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面对性骚扰的女性因为各种原因，通常都陷入哑子吃黄连的尴尬处境，进而加重了伤害的程度。毕竟，要公开指控对自己事业操生杀大权的上司，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性骚扰通常发生在没有旁人的私密环境，增加了指证的困难；管理层不重视性骚扰现象，或担心影响机构的公共形象而倾向息事宁人的态度，也让受害者却步不前。同时，社会上对于一些女性利用姿色往上爬的以偏概全印象，容易对性骚扰受害者是否也应负责任产生误解。这些因素都让性骚扰问题难以根治。
让问题越发复杂难解的，是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傲慢。就如人们不会认为强盗抢劫无罪，但还是会善意提醒“钱财不可外露”一样，对于女性可以如何自我防范的提醒，却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抨击为在怪罪受害者。这种高姿态，无助于提高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意识，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声援。性骚扰犹如抢劫，本身无可辩解；但是完全不讨论女性可以如何自我防范，只会让问题更难获得全面的认识。
只要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骚扰问题就难以避免。除了提高管理层和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反省两性关系的现状或许也很有必要。在性解放已经成为现实的当下，恐怕更应该正视男女有别的传统智慧。人有七情六欲，在职场长时间的近距离相处，不易避免日久生情的诱惑。提倡克己复礼的传统美德，可能显得迂腐，可是教育男性提高对本身欲望的自觉，以及对女性的尊重，犹如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一般，在根本上或许比任何的制度性措施还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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