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负责调查“通俄门”事件的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办公室决定起诉13名俄罗斯人和三家俄罗斯公司，指他们干涉美国政治体系，包括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司法部表示，被控者对美国展开“信息战”，意图使美国人对候选人和美国政治体系失去信任。虽然“通俄门”被美国舆论视为特朗普总统个人政治前途的攻防战，但事件却反映美国社会互信严重流失，导致外人有机会利用“假新闻”来煽动公民之间的仇恨与恐慌，最终左右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
被起诉的俄国个人和公司据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让“通俄门”蒙上了浓厚的冷战敌对氛围。虽然俄国政府已经公开否认涉及其中，但美国媒体引述华盛顿官方信息，始终认定是普京通过亲信所设立的网络机构，利用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设立大量假账号，挑拨不同立场之间的美国人相互敌视；甚至冒充美国人，散布不利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莉的不实信息，让美国选民质疑她的人格。希拉莉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卿期间，对俄国采取了强硬立场。
穆勒的起诉书指出，对美国有系统的“信息战”始于2014年，通过挑拨移民、枪支管控等容易挑起美国人情绪的课题，制造社会对立。在美国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俄国“信息战”团队更积极打击民主党和希拉莉的选情。起诉书表示，特朗普团队可能“不自觉地”参与其中，遭利用来实现俄国人要希拉莉落选的目的。特朗普即刻表示，这表明关于他“私通俄罗斯”的指控子虚乌有；但反对者仍相信，无论自觉与否，特朗普团队为了胜选而与俄国“信息战”团队接触，已经形同叛国。
“通俄门”调查至今，尽管已经掌握了俄罗斯介入美国政治并影响总统选举的证据，但并不能证明特朗普通敌的指控。但是，从美国社会对调查的两极反应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互信丧失所导致的撕裂和对立，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同冷战时期两党一致对外的情况不同，美国在赢得冷战后，国内政治竞争逐渐出现水火不容的态势。共和民主两党为了胜选，不惜操弄各种争议性话题来鼓动支持者出门投票。这种短视的做法，逐渐削弱了民主所仰赖的基本互信和共识。
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互不妥协的极端化现象。全球化使得美国贫富差距恶化，阶级对立意识加强。社交媒体则让不同阵营可以躲在各自的舆论泡沫里取暖，而不去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这种不相往来所造成的认知空隙，让美国的对手有机可乘。美国政治对立所炮制出来的各种分化性的议题，遂成为了对手可以利用的工具，去挑拨离间不同社会群体，制造更大的敌视、不信和恐惧，终于出现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意外结局。
这当中的教训并不仅限于美国。英国的脱欧乃至欧洲大陆的排外民粹主义崛起，都不排除有外部势力在背后煽风点火。《三国演义》有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任何社会都自然存在歧见和异议，关键是这些天然的缝隙是否足以被利用来撕裂社会。“心理战”的成败主要在于利用对手原本就有的矛盾，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如果社会有足够的互信，就不会让“信息战”“心理战”得逞。
新加坡的多元种族、语言、宗教既是优势，也是潜在的弱点。这些先天的不同，稍有不慎，就容易变成被操弄的矛盾。这或许也是为何在全面防卫策略中，心理防卫是五大支柱的重要一支。在“假新闻”横行的当下，如何避免沦为别有用心的“信息战”的受害者，必须是国人要时刻警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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