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工运团体，在五一劳动节循例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不合理的劳工条例或为工友争取更好的福利。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在五一劳动节也循例举行盛大的集会。但与其他国家及地区不同，新加坡的五一劳动节集会是为了加强劳方、资方及政府的共生关系。
包括李显龙总理的多名内阁部长、工运领袖以及雇主代表，前天齐聚白沙乐怡度假村，庆祝五一劳动节。李总理形容，我国独有的劳资政协作关系是其他国家“看得到但却做不到”的“最佳秘方”，也是新加坡求存和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他说，我国独立至今所经历的每一场危机，都靠坚固的劳资政伙伴关系渡过难关。
劳资政协作关系为新加坡创造稳定的政治与经商环境，让投资者能安心在这个岛国投资及获取回报。此外，投资的涌入为国人带来优质的工作，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国人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的社会契约。这个良性循环，凸显了劳资政的共生关系。
然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颠覆科技浪潮的袭击下，这个得来不易的劳资政协作关系，正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颠覆科技的兴起，改变了职场的景观，也使工运的角色变得更为复杂。目前我国的劳动队伍中，超过一半是专业人员、经理、执行员与技师（PMET）。他们的平均工资，已超过目前雇佣法令保护的范围。此外，在传统的劳资关系中，这一群人不属于劳方，也不可参加工会。
另一方面，颠覆科技孕育了共享经济，而劳动市场也出现了更多的个体户以及打零工的自由工作者。以传统的劳资关系而言，这一群人不属于受薪阶层，因此不享有工会的保护。例如，私召车司机与私召车平台经营者是承包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因此私召车平台经营者不受雇佣法令的约束。
随着经济重组步伐加速，PMET首当其冲，不少人丢失了工作或处于半失业的状态。此外，颠覆科技很容易衍生出“赢者几乎通吃”的市场生态 ，也使个体户以及打零工的自由工作者相对上处于弱势。然而，PMET以及打零工者的人数稳健上升，我国的工运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劳资关系模式，以缓和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冲击。这不仅涉及法令的修改，如雇佣法令涵盖的范围，它也考验劳资政三方对共生关系的理解。
其次，企业运作方式的改变，也为雇主，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新的挑战。不少企业将工作外包，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对许多中小企业而言，经济转型是个痛苦的过程。许多企业都在削减开支，包括员工的福利以及培训。员工快速流动以及跳槽的风气，也削弱了企业培训员工的热情。另一方面，颠覆科技的兴起，孕育不少起步公司。它们之中，大部分是规模较小的企业，生命力相对薄弱。它们倾向外包及使用自由工作者，以摆脱传统的劳资关系以及负担。
在政府方面，第四代领导班子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资方及劳方重新建立互信关系。即将卸任职总秘书长的陈振声，在工运服务三年后调任贸工部长，这远比前几任职总秘书长的服务时间来得短。目前，共有18名第四代领袖在工运服务或是担任行业工会的顾问。同样的，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应对职场急速改变以及经济重组的挑战。
我国劳资政协作关系历经考验而屹立不倒，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投资者获得可观的回报，而国人从中获得优质的工作。在磨合过程中，劳资政三方培养了互信的合作关系。但经济重组以及颠覆科技的兴起，再度考验这三者的共生关系。新的情势，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而工会、雇主以及政府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这一方面，劳资政三方都同意，企业必须转型，而国人必须不断提高技能或学习新技能。新时代的劳资政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他们如何将这个共识转化成事实，并引领新加坡攀上另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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