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日前通过“经济财政运营”方针，除了引进更多外国劳工，也将重点放在聘用健康银发族，修改雇佣制度，其中推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为高龄设新定义，被视为有意为提升退休年龄到70岁铺路。数据显示，目前日本有工作能力，却没有工作的65岁以上退休人士有145万人。日本的人口老化问题是发达国家当中最严重的，因此它如何应对挑战，对其他同样面对人口老化的国家如新加坡有参考作用。延长退休年龄，不但符合新的社会现实，也可能取得一举数得的效果。
二战后世界长期的和平环境、医疗科技的突飞猛进、经济富裕所带来的营养提升，均使得世界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当前接近70岁的全球平均寿命，比1900年增加了一倍。发达国家的情况更是显著，排第一位的日本高达83.7岁，平均预期健康寿命（HALE）也有74.9岁。新加坡的人均寿命排名第三，为83.1岁，平均预期健康寿命排第二名，为73.9岁。但是，各国当前的各类社会制度安排，很多都还是基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条件和假设，退休年龄就是显著的例子。
避孕药的发明、妇女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等不但冲击了旧有的社会价值与结构，也带来了各种巨大的变化，包括妇女进入职场、离婚率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人口老化，正是这些变化最新而显著的结果。伴随这些改变而来的也包括普遍心态的调整，社会对于壮年、中年和老年的认知都有所不同。很多60多岁的成人，身心还非常健康，也有意愿继续工作来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不和人群和社会脱节，及维系人生的目标与意义。因此，延长退休年龄，是因应这些新现实的正确手段。
以日本和新加坡为例，两国人民的平均预期健康寿命都超过73岁，意味着在60岁左右退休者，还能过上超过10年的健康生活及20多年的日子。让他们投闲置散，一来浪费大量包括丰富工作经验和社会人脉的劳动资源，二来不必要地增加社会保障的财务压力，三来可能导致他们因失去生活目标而危及健康，无端增加社会医疗成本。心理学界的研究已经发现，人是目的性的动物，失去目的将出现心理和生理病态。在健康岁月通过工作来保持积极生活，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此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观察与研究，也会因为改变对老年的视角而豁然开朗。比如在讨论人口老化的“威胁”时，一般都把老人设定为65岁。据此，就计算出本地每八人中有一人年满65岁，并将在2030年时翻倍，达到每四人中有一人年满65岁。这背后的假设是65岁的群体是社会的负担。这非但对这群人不公，也可能扭曲了实际情况，造成不必要的政策恐慌。如果把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甚至索性取消人为的退休年龄，让健康而有意愿工作的年长员工自己决定何时退休，很多相关的政策讨论所根据的假设，或许都得推倒重来。
人力部和全国职总在5月透露，将成立年长员工劳资政工作小组，聚焦年长工人关注的课题。人力部长杨莉明指出，生育率下跌、寿命延长，应当正视“工作年龄”的定义，确保国家竞争力得到加强。这同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要重新定义退休年龄，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日两国同样面对人口老化，也同时需要解决与此相关的经济生产、医疗保健、退休保障等问题，并相继得出类似的结论，显示只要转换视角，原本可能是问题的现象，有可能正是答案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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