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新加坡在很多国际排行榜都名列前茅，但最近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承诺减少不平等指数”报告，力指我国消除不平等不力，在157个国家当中排名倒数第九。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平等问题，包括我国；事实上，如何应对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分化，是我国国会今年初辩论总统施政方针时的课题之一，也是政府今后的施政重点。各国的不平等问题不尽相同，处理不平等问题的办法自然也不一样。乐施会仅根据意识形态来评估我国的做法，是罔顾事实、片面和不公平的。
乐施会在2017年首次推出承诺减少不平等指数，主要针对公共社会开支、税收政策的累进性、劳工权利及最低工资这三个领域，对全球150多个国家进行评估，衡量它们在消除不平等方面的力度。在去年评估的152个国家当中，我国整体排名86位，今年跌至第149位，且在税收政策累进性排最后一位，比阿富汗、也门等根本无法实施税收和资源再分配的战乱国家还“落后”。
乐施会说，我国排名大跌，主要因为排名引进了有害税务政策的新指标，并根据一指标指责我国是避税天堂。报告也指我国公共社会开支相对偏低、没有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没有针对女性的同工同酬或不歧视法律、关于强奸和性骚扰的法律不充分等。
尽管乐施会以消除全球贫困问题为宗旨，但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面对诸多批评，包括指它有明显政治立场，是一个对国际事务存在偏见、激进左翼和反资本主义的组织。从承诺减少不平等指数可以看出，乐施会以当前欧洲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批评世界各国的政策。它认为消除不平等有一套既定政策和办法，包括一定要高税率、全民福利、最低工资等，但这些做法本身就存在争议性。
乐施会近年来似乎把低税率视为罪恶，批评一些国家的低税率政策促成避税天堂，却罔顾我国的低税率政策所能实现的善治和效率。我国税率偏低，人民税务负担和企业营运成本较低，让国家经济得以持续相对蓬勃，政府有资源继续应对不平等问题。作为城市小岛国，不同于其他拥有庞大市场、天然资源和腹地的国家，我们的政策必须能够吸引国际资本和人才，税务政策必须发挥这样的作用，也必须能对辛劳付出提供奖励。事实上，我国的税务政策使得约八成个人所得税收来自收入最高10％群体，而且几乎一半人口无须缴任何所得税。我国重新分配资源的效率也较高，中等收入家庭每缴交1元税务，可获2元益处；英国、美国和芬兰的中等收入家庭则获得1元3角到1元4角的益处。这三国在乐施会的上述排行榜却名列前茅。
乐施会说我国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相对偏低。事实是，我国15岁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数学、科学和阅读都名列第一，来自本地最贫穷家庭的学生表现，也明显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好。医疗方面，经济学人信息部的医疗成效排行榜将我国列为全球第二，世界卫生组织也将我国的医疗系统列为全球第六。乐施会只着眼于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寡，对“成效”完全视若无睹，最后作出的排名难免偏颇。在榜单上的好一些国家，由于政治充满贪腐，体制极其败坏，每1元的社会支出，“好处”到了人民手上时可能只剩几角钱，但它们的排名很多都在新加坡之上，这是何其的荒诞和不现实？
我国没有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因为我们相信多劳者多得，尽量让市场自由定价。我们一方面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援助、全面提供培训机会、在一些低薪领域为工人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另一方面保住他们的上进心，让他们继续努力，而不只是被动地收受福利。事实上，我们仍保有社会流动性，在父母属收入最低20％群体的30来岁青年中，14％得以向上流动，成为收入最高20％群体，比美国的7.5％、英国的9％，以及丹麦的11.7％高。我们的社会流动性还高于在上述排行榜排第一位的丹麦。
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用最少的钱，达到应对不平等问题的较好效果。我们的国策是照顾弱势群体，这与消除不平等是两回事。现实世界没有绝对的平等，把平等当作最高价值来追求，是极左的信仰。与欧洲国家普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我国坚持一些务实的原则如唯才是用、保持低收入者的上进心等，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移除向上流动的障碍，让社会底层者只要愿意努力，也有机会取得成功；即使努力却不成功，我们也会照顾弱势群体，但绝不是给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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