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在收入不均和社会分化问题引发热烈讨论的背景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前天发布了一份题为《改善新加坡低收入和弱势家庭生活》的政策报告，阐述我国建国以来，在提携弱势家庭方面所作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效，同时也探讨未来的社会政策方向。
这是该部门破题儿第一遭发布这样的报告，明显是在回应近来各界对社会不平等课题的争论，表明政府对有关课题的重视，同时也希望能引导建设性的讨论，探讨各种可资借鉴的做法或可行的改进方案，以期能集思广益，把扶贫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有学者指出，政府此次采取的做法相当罕见，报告中将帮助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视为“国家要务”，承认新加坡体制并非十全十美，并邀请各界国人参与其事，共同建设一个人人皆有尊严，受重视和不会掉队的社会，语调相当谦逊。
社会不平等，贫富收入差距扩大，是现今许多国家所面对的共同难题，但该如何解决，却没有一致看法和做法。上述报告所要达到的目的，应是在通过数据肯定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在扶贫工作上已取得的卓著成效的同时，寻求凝聚今后政策走向的共识。
实际的数据足以说明政策的成效。报告所胪列的数据包括教育、住房、收入等各方面。在教育方面，数据显示，属于底层20％家庭的学生中，每10人就有九人的学历是在中学以上。15年前的每10人只有五人。属于底层25%家庭的15岁新加坡学生，在包括阅读、数理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成绩中，要比其他发展国家同龄同背景的学生来得好。
收入方面，低收入家庭的实际薪金增长也增加了。从2012年至2017年，属于底层50%的家庭，每年的薪金增长率介于4.2％到4.6％，要比属于前50%的家庭的2.2％到4.2％高。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若以雇佣成效来看，超过65岁工人的雇用率，也从2007年的14.4%增加至2017年的25.8%。住房方面，从租屋晋升为屋主的贫困家庭，在过去五年增加了一倍，从2013年的500个增加至2017年的1000个。
寻求政策走向的共识，是个重要的过程。要达致共识，有关的讨论必须基于事实，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或许还在于争论的结果，应该能逐渐趋同，而不是不同看法和立场的僵化与对立。我们看到当今美国社会的左右之争，就是因为不能相互妥协而陷入了越来越胶着的对立状态，这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
正如报告书所点出的，我国社会发展已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重大社会政策应该怎么变怎么走，都须要经过慎思明辨，可以借鉴他山之石，但却不能贸贸然照搬别人的做法。毕竟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情况，政策因而也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经济已趋于成熟阶段，增速放缓，也即是说，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国家的税收增长也将会随着减缓；但与此同时，社会开支却会因人口的迅速老龄化而急速上升。因此，推行各种社会政策必须非常审慎，以确保财政不至于不胜负荷。
未来调整税率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该如何调整也必须谨慎论证。比如现有的所得税率的累进性（目前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为22%）是否已足够？这或许有商榷余地，但在考虑调高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时，我们不能忘记新加坡并不具备诸如北欧国家那样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最终，该实行怎样的税率，也许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在建国初期，我国基本的社会政策理念是自力更生，家庭为本，现已改为多方援手，成效有目共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成功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弱势的群体面对新的社会流动障碍，这是必须设法消除的。期待接下来社会各界能以尊重数据的态度，以理性、务实和开放的思维，朝谋求解决方案的共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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