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全面审视老龄化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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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时,家中有至少一名65岁或以上年长者的居民家庭为19万2800户。到了2017年,有年长者的家庭增至40万1800户,比率也从21.1%提高至31.1%。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日前公布《2000年至2017年新加坡家庭老化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证实我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

年长者显著增加,三代同堂的家庭却相应减少,从2000年的34.8%下降至2017年的21.2%。独居老人则从7.5%增至13.4%,而不与子女同住的年长者,从2000年的9.2%,增至2017年的20.6%。年老父母不与子女同住一屋檐下的社会型态已日渐普遍,独居老人也将随之增加。这种社会型态早已出现在日本和西方社会,亚洲传统的“三代同堂”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削弱了。

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部分年长者的观念也跟旧时代有所不同,他们本身也更重视隐私和自由,因此,也不一定喜欢跟年轻一代同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老人要独立生活,除了经济上的条件,也必须更重视自己的健康,才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老人家生病、行动不便或是经济出现困难时,他们的第一求助对象还是自己的子女,所以,年轻人成家之后仍不可推卸照顾老一代的责任。政府通过组屋政策,鼓励子女选择与年老父母家靠近的组屋,以便给父母及时的帮助,这是从人性化角度减轻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多面向的,贫困多病是年长者的痛苦,而家中负起看护责任的下一代所承受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也值得关注。一般家庭为了照顾老人请了女佣,是不得已的做法,这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政府为这类家庭提供120元的女佣津贴,是为这些家庭的处境表达同情。

但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请女佣或是放心把老人家交给女佣照顾。前天的国会辩论中,多名议员针对年长者和看护者的切身问题进行长达七小时的辩论,其中不乏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显示这类社会问题已相当普遍化,议员经常碰到这类求助个案。

卫生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唐振辉宣布推出“看护者支援行动计划”(Caregiver Support Action Plan),从五方面为看护者提供多项支援,其中,“居家看护津贴”让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2600元,在家照顾任何“中度残障”家人的看护者,每月可获得200元的补助,这项补助比现有的女佣雇主补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公积金会员从今年底起,可用保健储蓄支付兄弟姐妹的医药费。有关部门也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夜间看护服务”试验计划,让家中看护者在必要时可将失智老人送往那里照料,自己也能乘机好好休息补充精力。

此外,政府也将把2016年开始实施的“乐龄支援网络”推广至89个邻里和社区,通过一些活动,协助年长者维持活跃的生活状态。

年长者和家中的看护者所面对的问题,会因不同家庭情况而异,政府的协助必须照顾到实际效果和可行性,一些建议眼前也许无法落实,但当局也应该认真当作日后的考虑,如两位执政党议员迪舒沙和梁莉莉医生,再度呼吁政府立法规定雇主让员工享有照顾年长父母的事假。工人党议员陈硕茂则建议政府透过填补公积金存款,为全职看护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复杂,现在是全面审视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一套完整的社会政策须不断地改善和强化,这方面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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