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新局前高级执行员与人串通注册空壳公司，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伪造文件，欺骗当局发放超过15万元的创新与能力赠券，前天被判坐牢四年。被告在案发后全数偿还骗款，公款没有损失。但是，有不少欺骗公款的行径，赃款再也追不回来。在2017年5月至10月间，一个团伙骗取了精深技能发展局4000万元培训补助金，在东窗事发后，政府截至今年1月，只追回一半的赃款。
欺骗公款的形式五花八门，但较为普遍的是设立空壳公司，骗取政府发放的津贴以及承包合同。诈骗者也不分社会阶层。在政府推出社保援助计划优惠卡及建国一代卡后，一些家庭医生及牙医在向政府索偿时，报大数或作假账。另一方面，诈骗者不仅是团伙，也包括个人。在政府推出技能创前程补助金计划后，有些国人在没有报读任何课程或受训的情况下，谎称已经报读某个课程，以骗取政府的津贴。
欺骗公款的行为，不仅是盗窃政府的钱，而且也颠覆了政策的原有宗旨，从而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每当政府在推出新的补贴计划时，总有人会钻空子以牟取个人利益。令人更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普及化让一些人互传信息及传授钻空子的技巧，以欺骗公款。随着政府推出越来越多的补贴计划，我们有必要提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骗心理滋生。
我们在反贪腐的工作上，享有很好的口碑。国人普遍上认同“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原则。同样的，要避免欺骗公款文化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从加强培养国人“不敢骗、不能骗、不想骗”的心理素质下手。
首先，不敢骗意味着加大欺骗公款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法律以及道德的惩罚。法律不仅是确保诈骗者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且也应该对其他人起一定的警惕与威慑力量。政府的钱相当一部分来自纳税人，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是纳税人，缴付直接的个人所得税或是间接的消费税。因此，骗取政府的钱就是骗取大众的钱。这个道德认知的内化，比法律约束力更为有效。
其次，不能骗意味着政策的设计周密，不让人有钻空子的机会，从而减少人们的贪念。当然，政策设计到滴水不漏，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在执行上也可能导致繁文缛节的问题，使原本利民的政策沦为扰民的政策。政府的补贴政策，是为了打造一个包容的社会，而针对的受惠者往往是弱势群体或中小企业。在申请程序方面若过于繁琐，可能使他们望而却步，无法从政策中受惠，又或者必须仰赖商业顾问的指点迷津或代为申请，这又加重了商家的成本。因此，如何处理好政策的周密性以及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对政策设计者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此外，加强检测系统以及审计，可提早发现欺诈事件，以减少损失，并让有意诈骗者知难而退。在精深局4000万元骗案发生后，教育部长王乙康表示，政府将利用数据分析发掘不寻常的津贴申请。大数据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资料，对欺骗公款的行为可发挥阻吓作用。
第三，不想骗意味着社会普遍上不容忍欺骗公款的行为，更不以“骗政府钱”为荣。人们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骗心理，主要是把公款视为政府的钱，殊不知政府的钱也是所有纳税人的钱。公款的损失，意味着税收可能会提高，或者原本可以用来帮助个人或企业的钱少了，从而影响公众的利益。国人若能从大处着眼，培养不想骗的心理，那么欺骗公款的文化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
欺骗公款的文化一旦形成，将摧毁社会的信任关系，并颠覆政策的原有宗旨。随着更多补贴计划的出台，我们必须通过法律以及道德的力量，严防欺骗公款的文化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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