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为期三天的泰王哇集拉隆功加冕登基大典，共耗费10亿泰铢（约4265万新元）。第二天（5月5日）的御驾巡游活动，路线长七公里，耗时五个小时，吸引了20万人冒着37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夹道观礼，他们在王轿与仪仗队经过时高喊“吾王万岁”。新登基的日本德仁天皇5月4日在皇宫内接受日本民众的祝贺，共有14万3000人入宫观礼，挥动日本国旗高呼“万岁”。这两个亚洲的王室至今仍然受到人民拥戴，反映了传统体制在现代政治里的特殊角色。
王权政治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现代流行的民主共和政治，只是在晚近的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在王权退出政治舞台的过程中，一些王室遭暴力革命推翻，如俄罗斯沙皇；一些则不流血退位，如清末的溥仪皇帝；另一些则适当地调整角色，体面地交出权力但保留了王位，并且在宪政体制里维持道德影响力，如英国的温莎王室，以及日本和泰国的王室。
现存的王室只有极少仍然保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如沙特阿拉伯和文莱，绝大部分都属于君主立宪制的虚位国君，象征国家元首和人民团结。从传统的君权神授过渡到如今的主权在民，虽然经历极大的思想革命和流血暴力，可当中呈现了一致的历史理性，即权力必须得到全民委托，且在宪政体制的制约下运作；过去那种君王凭个人好恶任意行使权力的方式，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些王室继续扮演特定的政治角色。
类似日本、泰国和英国王室继续获得人民的爱戴，反映了现代政治理性所忽视乃至缺乏的成分。政治并非纯粹是权力的制衡及利益的分配，人民也存在某种对历史传统的神圣性的渴望。虚位王室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不同于掌握实权的民选政客，立宪君主超然于日常的政治纷争，避免因党派政敌的攻击而成为部分国民厌恶的对象，所以能够扮演代表全民团结的象征性角色。王室的存在，因此保留了现代政治因选举竞争所不易维持的民主尊严。
此外，王室也代表了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和宗教性。尽管政教分离已经是现代政治理性的共识，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是生存的本能之一。这体现在自我的身份意识，包括集体身份认同，也就是政治学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作为具体存在的实物，王室提供了这方面的精神慰藉。这也部分说明为何很多王室兼具宗教代表性，日本王室之于神道教、泰国王室之于南传上座部佛教、英国王室之于英格兰圣公会，均体现了这一特质。
当然，王室在现代政治的角色，离不开一些前提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不难发现，继续在当代发挥作用的王室，大多存在于单一民族国家里；历史上统治多民族的王室，大多经不起时代的考验，比如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甚至中国的满清朝廷，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孙中山操作满汉之别，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而失去民心和正当性。
另一个重要条件，则是王室成员的言行表率作用。刚退位的明仁天皇积极投身民间，特别在发生重大灾难时亲自慰问灾民，因而建立了巨大的道德威信。已故泰王蒲眉蓬同样因关心民瘼而备受臣民爱戴，上世纪泰国军事政变频繁，但是只要不获得蒲眉蓬默许的军政府，无一不黯然倒台。伊丽莎白女王在位超过半个世纪，尽管不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是以勤政爱民著称；王储查尔斯由于婚姻破裂，一度导致属地如澳大利亚出现要求改制共和的呼声。
当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对立的思潮，正在很多社会造成动乱和撕裂。王室作为团结的象征，正好呼应了时代的政治需求。在没有王室的共和体制里，如何建构超然的政治体制，成为了重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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