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提升生活素质挑战越来越大

我国的公共房屋政策闻名于世,如今已使约85%的人拥有自己的组屋,这份资产让许多人年老时生活更有保障。(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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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本月22日罕见地发表一份题为《跨代之间关键社会经济成果》的报告,通过集合来自统计局、卫生部和人力部的数据,并按照几个主要指标,比较分析从1940年至1979年出生的国人的生活素质。

报告把这40年分成四个年代(世代),每10年一代,即1940、50、60和70年代。比较的则是教育、就业、卫生和住房等四大指标。从这些数据可以很清楚看到,新加坡人的整体生活素质是不断在提升,而且一代比一代好。

就教育来说,在1940年到1949年出生的人,大部分只能完成中学教育,只有约22%能继续升学,能读大学的仅占7%。但到了1970年代,同龄层有近八成(79%)完成中学以上教育,大学生更占了44%。其实,这个数字如今已进一步提高,能进入大专就读的同龄层已高达六七成。换言之,每一代新加坡人的总体教育程度都不断在提升。今天的教育素质也不是三四十年前可以相提并论的。

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是社会和经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上述40年里,众多穷苦家庭就是因为孩子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而从经济的发展中受惠,脱贫脱困。教育在这段时期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有了较好的教育,较年轻的世代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也比他们的父母辈更高,因而也有更多的储蓄。更普及和更高程度的教育,反映在就业市场,是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也就是每个同龄层的就业人数比率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大大解放了女性的劳动力。70年代出生的国人,目前介于40岁至49岁,他们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去年达到89%。相比之下,立国一代(即50年代)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是79%。

劳动参与率提高之外,更重要的是一般受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是否也有不断改善。在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贫富悬殊扩大,工人工资停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造成了社会的分化甚至政治的动乱。上述报告也显示,新加坡的情况大不相同。包括雇主公积金在内的全职员工实际月薪(也就是把通胀率计算在内)中位数,过去近20年也稳健攀升。70年代出生的员工,在迈入40岁后的中位数收入是5900元,与立国一代在中年时所赚取的2800元相比,翻了一倍。有了这种实际收入的增长,才能有生活素质的提升。而政府的各种财政转移措施,则确保财富的重新分配,缓解了贫富不均的问题。

住房方面,我国的公共房屋政策闻名于世,如今已使约85%的人拥有自己的组屋,这份资产让许多人年老时生活更有保障。卫生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也使到人们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5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45岁时可以预期再活35年,而70年代出生者,到45岁时则可预期多活41年。

总体来看,从1940年代到70年代,这40年的出生者中,很多见证了我国从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配合经济的起飞和高速增长,使到国人的生活素质不断提升,也因此,教育、就业、医疗和住房等四大指标都有亮丽的表现。这也应该说是善政善治的具体成效。

不过,这种生活素质的不断改善并不能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放眼未来,其实这方面所面对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有几个,包括: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其次是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以及生育率的低迷,其三是世界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科技的迅猛发展则一直在颠覆传统的工作。因此,要确保年轻世代能继续享有良好的生活素质,对上述各种挑战都须要有有效的对策,而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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