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19年12月5日
本地医学界明年将制定一套全国准则，阐明常见专科治疗的风险与副作用，协助医生为病患提供有用信息，减少沟通缺失或过了头所导致的投诉。医生为求自保而进行防御性医疗，有损病患利益的情形不容演变成一种趋势。全国准则的制定是因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不只是保护医生，也为照顾病人的利益。
不久前本地两名医生因被指没有跟病人解释医疗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没有取得病患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而险遭严厉处分。这两起事件在医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
卫生部因此委任一个工作小组，检讨获取知情同意的程序；经过9个月时间、征询超过1000名医生意见后，前天发布报告，提出应更好地指导医生获取病患的同意。
报告建议，由医学专科学院等专业团体与公共医疗机构联手，根据各专科的常见治疗程序，制定一套符合本地情况的全国准则，列出这些程序的风险和替代方案等，并不时更新信息。
本地自2017年施行改良版 “蒙哥马利测试”（Modified Montgomery Test），要求医生按个别病患的具体情况为病患提供详尽咨询。医生在为病人做任何治疗或是手术之前，必须告知病人或病人家属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副作用。很显然的，这种做法已经无法有效防止医患之间的误会。今天不少病人和家属会以网上或是朋友之间所得到的片面知识，向医生或是医院提出似是而非的不同意见。此外，现代医药科技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变得越来越复杂，医患之间要进行有效的沟通，对医学界也是一项挑战。
有些医生为了保护自己，而为病人准备厚厚的同意书，列明所有潜在副作用与治疗选项，要病患签署。这可说是一种信息轰炸，对病人有欠公平，病人或是家属也多未必有能力阅读或是了解。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不能成为医药界的常态。
国会预计会在明年中之前修法，更新知情同意的定义。医药界在之前，还是必须依据个别病例，与病人和家属多作沟通，从病人角度了解病人的忧虑。在知情同意的准则落实之后，亲切的沟通更显重要。
病人或家属对医生的投诉，一直是医药界面对的头痛问题。医理会每年平均接获155起投诉，其中有56％不受理，三成会发出警告信，仅有2％以调解方式解决。从数据来看，调解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医理会目前接获的投诉，全由投诉委员会调查并决定如何处理，以致积压了大量未处理案件。截至今年10月，共有223起投诉和40起纪律审裁庭案件有待处理。
所以，提高知情同意程序的效率，以及加速投诉案件的处理和确保裁决的独立性，是医患关系中一而二，二而一的重要环节。投诉案件的处理过程一拖再拖，可能加深投诉者的不满和误会，对医生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卫生部成立新的纪律委员会，日后的投诉案件有望在一年半内结案。
今天的医疗科技给医药界带来巨大的改变，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断受到检视。医药成本不断加重，也无形中提高病患对医生的期望。必要的治疗和过度治疗之间的界线因此变得模糊，在这个灰色地带，给医患关系埋下不稳定因素。处理医患关系已是医院运营中一块重要领域，尽快确立专业程序，符合社会大众和医院本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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