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从“我们一起谈”到“我们一起做”

英兰妮(左一)和李智陞(左二)本周一在记者会上汇报了“群策群力,共创未来”运动的阶段性进展。(林泽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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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2020年1月4日

第四代领导团队的两名成员,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教育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智陞,本周一在记者会上汇报了“群策群力,共创未来”(Singapore Together)运动的阶段性进展,同时阐述运动背后的精神。

这个半年前由副总理王瑞杰发起的运动,凸显以第四代领导班子为核心的政府将要树立的新执政风格。王瑞杰曾在2012年领导“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收集民意。对话会后,政府在政策上做出一些重大改变,包括推出建国一代配套以及终身健保计划。

2015年,政府推出“新加坡未来”交流会,由第四代领袖陈振声与傅海燕负责。到了去年6月,王瑞杰宣布了共创未来对话会。从这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新一轮的对话会是脱胎自前一轮的对话会,但又有别于前者,是个增进版本。用王瑞杰去年5月间的话说,“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重点在于“我们一起谈”,新系列的对话会则是要更上一层楼,专注于“我们一起做”。

英兰妮和李智陞在记者会上举出了好几个实际的例子,足以说明两者的差别。“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基本上可以说是政府通过广泛与民对话,收集各种意见和政策反馈,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新政策,或对一些原有政策做了必要的修正。因此,可以说还是政府一手包办,缺少了一起做的成分。

新的做法就不同了。以天主教福利协会五年前开始的每周夜访街头露宿者活动为例,据该活动负责人说,过去他们找政府部门帮忙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碰到愿意付出额外努力的前线人员,但如今部长亲自参与街访,帮助露宿者成了政府上下必须贯彻的政策,情况大为改善。

在政府与民间组织合力下,最终不少露宿者都有了安身之所。这样的做法,让主动为露宿者出力的民间组织参与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而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问题也获得更加圆满的解决。毕竟露宿者的问题是多样性的,无法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官民合作,就能照顾得更加细致、周全。

帮助社会上的各个弱势群体是个繁杂的社会工程,李智陞也坦承,政府认识到诸如不平等这类千头万绪的问题,单靠政府是无法彻底解决的,通过吸纳社群的集体和在地智慧,可以集思广益,而且大家可以携手合作,以取得更好的实效。

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日趋多元,我们现在有了更多各种致力于社区服务的公民团体和组织,这是好事,显示公民意识正在日渐提高。但客观地说,每个团体或组织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包括财力和物力),各自的盲点,往往也各自为政。

而相对于各个居于前线做事的团体或组织,政府有雄厚的财力物力,但各部门的官员则可能缺少直接的体验。如果能通过协调,两者密切合作,就能取长补短,甚至争取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这应该就是“我们一起做”的精髓所在,不只是协商,而是进一步做到协作。

这种新的官民协作模式,合作的空间是无限的,除了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平等课题,也可以包括环保和气候课题,教育课题,居住环境课题,青年课题,社会流动性课题等等。但协作必须有相互信任的基础,也必然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成功发展这个新的合作机制,必有助于增强社会整体的凝聚力,以及提高懂得妥协和凝聚共识的能力,避免其他许多社会所出现的分化问题。而如果“群策群力,共创未来”最终能深入人心,新加坡也有望形塑自己的新民主。不过,在这个起始阶段,最重要的是让人看到各个先行项目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从而深信之,继而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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